梁文道：今天呢，我先给大家看我手上这本书，这本书呢叫做《恶兆——中国经济降温之后》，这是台湾的中文翻译本帮它改了这么一个副题。原来这本书呢就叫做《The Writing on the Wall》它的副题叫“China and the West”在21世纪的情况。那么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威尔赫顿是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那么他过去曾经写过很多关于各个地方的社会调查等等，当做是一个调查记者的功课吧。那么这本书就是他在谈中国问题。我觉得这本书好玩的地方就是，它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西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做媒体还是做学术的也好，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就是它难免要把一些西方的模式套在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上面看。

比如说威尔赫顿这书里边，既然他用“恶兆”这么差的名字，那当然就是表示他认为中国现在发展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所以说它不可能在经济成长的情况底下而没有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他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本身就有很大的危机，那么但是我发现很多这些西方观察家在谈中国的时候，很少引用到中国自己思想界对中国情况的判断跟看法。

直到去年出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甘阳还特别在我们凤凰卫视里面的节目介绍过，那么大加赞赏，这本书就叫做《中国怎么想？》，作者呢叫做马克·里欧纳德。马克·里欧纳德，他这人非常年轻，现在大概才35岁，是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执行主任，是一个泛欧洲的一个智库，你看这个照片是吧，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那么他这本书呢也是他的第二本书，他第一本书是《为什么欧洲将主导21世纪》。那么那本书我看过，我觉得还算好，觉得他做了很多的智库学者型的工作。就是说广泛的去访问各种不同的学者跟各个不同领域的人交谈，然后回来等于当做一个游记一样把它写下来。

这本《中国怎么想？》呢，其实也是用类似的方法去完成的，就是他来中国采访了很多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一些人，那么各种立场各种派别都有。然后想告诉给西方人听，你们是不是平常忽略了中国思想界或知识界的看法呢，那么是不是应该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国它自己怎么思考它自己的情况呢。那么在这本书一开始，他就先提出了，就是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特别值得重视，为什么呢？他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因为高压式的政治体系而被放大。在这个体系底下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的贸易工会，政治人物也没有公开的意见不合，媒体的存在主要是用来加强社会和谐，而非敦促政治负责。

因此我们就会常常看到就是很多重要的争论，在别的领域里面或许不是那么明显，那么深刻，反而要透过知识分子好像是去打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一样。因此观察中国知识界就等于观察到中国很多方方面面的提供一个很好的窗口。然后这里面首先他介绍的人物就是现在很讨人厌的张维迎，那么这里面就说到张维迎呢，当年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就是容许政府一方面为一些物品提供公开的公关方的定价。另一方面则由市场来定价，那么张维迎把这个价格双轨制用一个很好玩的比喻来说，就叫做斑马理论。斑马理论是什么呢？就说有这么一条村，这个村平常养马，那么马过去这个村领导一直告诉大家听马多好，马多好，隔壁村的那个斑马是坏的。但其实后来大家都发现这个马真是太懒了，好吃懒做不行，还是得换斑马，那怎么办呢？

于是这个村长就偷偷的放进几头斑马进来，第二天早上起来，老百姓说怎么有了斑马呢？这个村官就跟大家说，不怕不怕这不是斑马，这只是一般的马，我把它纹上了斑纹，使它看起来像斑马而已。然后这个斑马的数量就渐渐增加，终于加到整条村几乎都是斑马的时候，村官出来正式宣布，斑马是好的，我们原来说好的那个马才是坏的。那么这就是所谓价格双轨制，也就是暗度陈仓把市场经济移植入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里面，直到把计划经济跟公有经济的一切完全取代为止。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到了邓小平之后的年代，江泽民之后的年代呢，似乎就有点变化了。那么张维迎现在就说了，他很担心政府失去看的这个过程，走到合理结局的动力，不想从经济舞台退场，经济成长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最急迫的目标。甚至他这么讲，他说呢，现在温家宝跟胡锦涛已经屈服于一种危险的民粹主义，他们忧心财富重新分配的方式，会减缓经济成长，这里指的他们就是张维迎和那些新右派学者。

然后呢，我觉得他就引述了张维迎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过去张维迎常常被人骂的一段话，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讨论严肃的议题。在80和90年代，我们经济学家自己关起门来讨论就好，但今天老百姓使用左翼的修辞抨击我们，他们诋毁我们功劳，说我们接受美国政府或新资本阶级的资助。那么你看这番话说得多么的精英，难怪要讨人厌了。那么与张惟英这种理论类似的这种斑马理论还出现在另一个领域，就是政治领域的所谓的政治改革。那么这个马克·里欧纳德，就特别跑去四川去看了一个县，这个县最近几年也非常有名，就是平昌县，那这个平昌县，不是四川其实是在，对，在四川附近。那么这个平昌县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他形容他是另一位学者，就是俞可平，做民主改革的一个斑马，怎么回事呢？

这个平昌县惹人注意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它够穷，而是它破天荒的准许当地的党员去直选党委书记，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我们会选的是村的、乡的选举，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党这一层的组织。但是在平昌县现在党员可以直选党委书记了，那么俞可平就认为这就等于举行共产党内部选举让党员先民主化，等于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特区，而且他认为党员的优势，像高教育水平、高口语表达能力足以让他们成为自然的民主先锋部队。

但是问题就跟之前我们说到张维迎的情况一样，张维迎的这个说法最近几年是饱受抨击。而俞可平这种对民主选举的这种看法呢，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走不通的，在中国做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不是学西方的那一套民主选举，而是要走出一种自己的模式。同样的我们在做市场经济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跟随英美的，那种几乎已经快要破产的新自由主义，那么该怎么办呢？马克·里欧纳德又访问了另一批意见不同的人，这当然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所熟悉的新左派的学者跟知识分子，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接着谈马克·里欧纳德怎么样跟这些人谈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

《开卷八分钟》凤凰卫视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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