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晖：:我们知道这个海外有很多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专家学者，我是比较欣赏郑永年所写的一系列在香港《信报》和《联合早报》的文章。因为他是比较懂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体制，也知道这个国际上的理论，而且关键是能够把国际上的政治学理论和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所以这些文章我基本上觉得每一篇都值得我们一看。

这本书它收录的是郑永年在过去几年在新加坡和香港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简单看看他怎么把它分类的。他分成的第一章叫做《利益开放、制度创新和政治改革》，这里边特别谈到，中国一个开放的政体和中国的政治转型、渐进开放与中国的政治转型、第四代领导的政治改革观、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应该是政治改革、治理利益社会需要开放政治。

第二章谈到的是《变革中的精英政治》，特别是谈到中国的领导人的问题，他也特别谈到了中国权力交接班制度的深化等等；第三章谈到的是《过程开放与执政党的转型》，这里面有一些有意思的标题，比如说《大民主、小民主与执政党能力的建设》，又比如说《朱镕基的铁腕与温家宝的泪》、《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第四章谈到的是《人本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复兴》，为什么要重新建立意识形态？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选择，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第五章谈的是《文化崛起与道德重建》，特别谈到谁最需要孔子学院？为什么要追求文化崛起？

第六章谈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七章谈的是《发展分化与腐败》，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也谈到为什么说要谨防既得利益对政权的挟持？还有矿难国家与执政方式。第八章谈的是《公正、公义与和谐》，为什么要提建设和谐社会？社会的风化要由民主来决定，民主不会忘记多数人的利益等等。第九章谈的是《转型中的社会力量》，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意义，《教育改革及其后果》是第十章。

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也今天想谈一谈他其中的一篇文章，也是叫做《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经验》，因为这篇文章浓缩了作者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相关的判断。他首先谈到，他不同意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的，所谓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的看法。

因为他觉得，国家制度建设就是过去中国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因为中国的领导层一直强调机构改革就是属于这个范畴。民主化是中国政治的其中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除了民主化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同等重要的目标，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在中国其实政府会面临很多的压力，中国是怎么样通过这些，通过哪些方法来解决这些压力呢？第一是通过改革的渐进性，渐进改革表明这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改革的渐进性使中国获得了时间和空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以不断适应经济和社会。

其次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改革的优先次序的，特别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等，所以这个是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内涵的一些认识。

他也同时谈到了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最低的社会政治的秩序，正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所表明的，一旦失去了基本的政治经济秩序，原有的发展成果就会付诸东流，前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也认证了这一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中国那么快速的发展，和这个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个，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但问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所以这个关键在于，在没有一个有效的法制制度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其他的产权保护机制。他特别谈到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政治和行政手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能否从政治和行政的保护转型到法制的保护。

第四个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的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一定阶段并不缺乏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发展没有持续下去，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社会正义，最后导致社会失序。

第五，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的基础结构。在二十一世纪很少国家或人民不向往民主政治的，但是在很多场合，民主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中国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

所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觉得对未来是有很强的信心的，因为经济的发展会促进社会的多元化，而社会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会促进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来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

《开卷八分钟》凤凰卫视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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