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