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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这小说里面,他们不只开知识分子的玩笑,连知识分子说话的方式也拿来开玩笑,《顽主》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筒里面传出嗡嗡的男生,就其中三T公司的一个人员,他说我坚持不住了,因为他当天的任务是为了要去搞另一个女人,跟一个女人聊天,交谈,他就说,这个女人缠得我受不了了。那么为什么受不了呢,他的拍档问他了,他说你不知道,这女人是个现代派,爱探讨人生的那种,我没词了,我记住的外国人名都说光了,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在旁边说,哎呀,对付现代派是我的强项,然后余贯就瞪一瞪他,就跟电话里面的扬中说,跟他说说尼采,然后他说尼采我不熟,而且我不能再和她搭讪了,她已经把我引为第一知己,那眼神都已经不对了,就这么一直说下去,就拿外国名人文化大师拿来都变成开玩笑的材料。
这么看下去,你会觉得王朔真不是个严肃的作家,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也不是个流行作家的理由,因为一个流行作家,不会这么有想法的。这么自觉的去拒绝一些神圣的,崇高的语言,还有他们表达的价值观跟历史观,同时一个通俗流行小说的作家,更不会刻意的在作品里面想要挖苦知识分子,还有传统的认为这叫继承道统的那种世大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种种。
王朔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想法,这个想法使得他,我觉得成为一种很特别的作家,其实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呢?今天看王朔的作用,他就是在为我们的语言消毒,把所有的神圣语言变成日常语言,我们的日常语言,他做的非常活泼,引入了很多的北京话进去,然后那种很无聊,推展到很无聊境地的语言表述方式,其实激活了日常语言,我觉得王朔如果今天重新看他过去的作品,我会把他定位成一个语言的消毒者,他在解构了过去的东西之后,净化了之后就破坏了一切,但是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我觉得王朔今天在看自己过去的作品的时候,你很难怪他会觉得那些东西不是他真正想写的,什么叫自己真正想写,或者自由的写作呢?当然就是今天他出版的《我的千岁寒》。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换成十年前的角度来看的话,王朔是不应该写这种东西的,王朔就是应该为大众而写,什么叫为自己而写,追求真我而写,那难道不就是一个传统的严肃作家或一个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今天他突然想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理解一下,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像过去的王朔那样的作家去告诉我们,神圣没有价值,崇高已经瓦解,而且要在语言上表达出来,当年我们骂王朔写的是痞子文学,今天我们人人活的几乎都像痞子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痞子文学作家去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是个痞子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底下,王朔他怎么自处,他怎么样走下去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就是《我的千岁寒》,而这个《我的千岁寒》里面,他不断强调,他在没有写出他真正想写的东西,其实这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看过去王朔的作品,看他过去的访谈,他对什么叫真正的自己向来很有兴趣,他很多小说有种透射的色彩,里面是叙事者,常常会出来质疑自己之前的记忆,常常跑出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准确的表达我真正经历的东西告诉给读者,而且他常常也说,我过去写的都不真,我现在要写一个最讲真话,最是我想说的话,换句话说,他这种表达,已经表态过很多次了。
那么到了《我的千岁寒》跟过去又有什么差别呢,我觉得其实他是在走不同的阶段,我从来不认为王朔就是个百分百的作者,真正在于他每一个阶段都在思考,在这个时代底下,我用什么样的作者的身份,我又用什么样的定位去重新面对这个世界。即便到了今天,他写《我的千岁寒》,看起来好像拒绝了很多他的老读者,写的很晦涩,甚至很深奥。但是我觉得他仍然是在想着一个新的跟读者沟通的方法,要不然的话,何苦去把金刚经译成北京话呢,他在想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
而一个艺术家,他要做的事情,难道不就是怎么样去不断的重新界定他跟读者的关系,他跟观众的关系,怎么样去重新勾勒一个新的沟通方法出来,在这个意义底下,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可以回头肯定的说,王朔绝对是个,原来是个很严肃的作家。
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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