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观点：最大的宽容最少的抵触_卫视频道

艾滋病观点：最大的宽容最少的抵触

2007年12月03日 09:31 【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曹景行：还有一个，就是从观念上，因为12月1号正好是个时候，让我们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当中还是涉及到一个观念的，观念当中我想特别想探讨，听听您的想法，就是关于我们的许多还是官员们，官员，我们的执行我们的决策的人当中的各种层面的官员。比如说你刚才说关怀艾滋孤儿这些问题，但是我有朋友他领养了一个河南的艾滋孤儿。他在北京他的上学就产生了困难，因为有些学校听到是艾滋孤儿，他说如果我招了你这个孩子，那我其他的一些家长就会提出抗议。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对针筒的这种吸毒者针筒的干净的替换，那有一些执法部门，他也会觉得这个是一种容忍吸毒或者是鼓励吸毒。再有包括色情行业的这些教育的话，我要去一方面我们要去所谓干预行为，我们要去跟他们接触，有很多人自愿者在做这个事情，也有一些比如中医计划、中医项目这在做一些比较成功的。但是往往就觉得，我们的执法的有一种对触，跟我们现行的法律，我们的一些东西好象有一些对触。这个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我觉得我们在预防艾滋病的问题上，会不会遭到一些我们体制上的一些困难？

景军：它会的。就是你刚才提了两个问题，简单的，就是一个是艾滋病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能不能上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公安对这个针具交换也好，还对这个性工作者的干预的教育这个活动也好，他可能有一些抵触或者说有一些不理解，这是两个问题。我先谈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然后回到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公安确实是，就是说，但是我们的公安系统的，就是在里头的许多的干警，日益意识到了，也意识到了，好些人也意识到了，就是仅仅靠打击、控制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十七大以后，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精神也越来越多了，就是你这个，你即便是一个执法的一个机构，你也应该有赋予人性化的，就是说他的一个有人文关怀的，对吧，有人文关怀。实际上到最后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把人的价值放在什么位置？假如说你说你不给他提供针具，你不给他提供美沙酮，你不给他提供性安全教育，难道你就让这些人烂掉吗？这些人烂掉了之后，他会导致什么问题？那你这社会也会跟着烂掉。

所以这个问题呢，日益的这些人越来越多。但是他在执法的过程中和工作的过程中，有些矛盾，这个因为他的首要工作跟医务工作者并不一样，但是我相信这种紧张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不是中国。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不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上学这件事情，因为你提到的这个人，我大概也知道你提到的是谁。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是他们领养了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这个儿童本身没有。

曹景行：没有。

景军：对，不是感染者，完全是健康的，领养到北京，领养到上海，都要隐姓埋名。也就是说呢，他们没有办法告诉这个，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对方的学校。其实我觉得这个学校的校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学校如果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个明智的校方，一个非常开明的，非常有理想的一个校长的话，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教育同学，教育家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他不想这样作。

曹景行：甚至是作为学校品牌的一个，如果你是名校，你本身更加应该是做到这一方面，应该是打出这个品牌，你有最大的宽容心。

景军：所以呢我送这校长一句话，你不是一个很好的校长。

曹景行：这种情况也不只是单个学校，可能也是带有一定的现象性。还有一个就是包括我们说官员，甚至还会影响到媒体。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可能有艾滋病，但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多在媒体上，多或者在公开场合，多比较高调地来大家谈这个问题，而是是不是会觉得，我这个地方如果艾滋病人数多了，就影响到我的形象，影响到我的政绩，甚至影响到其他地方人不愿意来旅游了，不愿意来投资了。这种思维的方式，是不是还存在？

景军：其实这种思维反正有，在我来看有这种思维官员是非常愚蠢的官员。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一下云南，云南每年报上来的数都是最高的，但是我也没有见过云南的旅游者大量减少。这个真是，这种思维就是特别混乱，特别愚蠢。所以呢，对这样的思维我都不好说什么了，我都不好说什么了。

他这个有些人确实是觉得如果报多了之后，会影响我的投资啊，影响什么。那这广东这几年一直也是报的全国第四啊，对不对排列，全国第四啊，我也没见过往广东投资的就是大量减少。这种思维是前几年的思维，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干部里还有，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思维的人，他实际上就是落在整个的这个一个时代发展的后面了。

曹景行：但是如果这样的就是比较准确的或者是比较客观的，披露一个地方的艾滋病的状况，实际上是对防止艾滋病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景军：对。

曹景行：就是客观事实是怎么回事？你这个地方到了什么程度？大家才会知道我应不应该，要不要特别注意？

景军：对。

曹景行：但是这个方面媒体也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景军：我觉得媒体，我觉得媒体就是实际上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中国的媒体在很多关键时刻，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关于对我们国家疫情的追踪啊，关于对突发事件的这些报道啊，甚至涉及艾滋病的，关于河南血液问题，出现了血液，卖血问题出现了问题，也有。但是媒体也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艾滋病的好些事情呢，成为一个炒作点，成为一个炒作点。在炒作的过程中呢，就是在这个，就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一个观点，这个在媒体一些观点，尤其是前几年的，就是怀疑艾滋病人是不是会报复社会？这个问题在媒体的报道非常多。

曹景行：甚至一些假新闻也。

景军：假新闻就更多，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说这报复社会的这种假新闻。那这样呢，媒体呢一方面是做了很多，就是把艾滋病公开化、正常化的努力，对不对，使这个问题呢能够见报什么的。另外一个呢，它是假新闻也好，耸人新闻也好，就是编的也好，用各种方式，标题你看出来之后，和内容没有关系。艾滋病成为一个什么呢？一种炒作的疾病，就是非典之后呢还是第二个，就是经常被炒作的疾病。我还是希望媒体呢可能是一厢情愿吧，还是希望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更严肃一点，把这个报道。

曹景行：好，谢谢景教授今天参加我们讨论。

景军：也谢谢你邀请我。

曹景行：下个星期的同样时候，请再回到长安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