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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欢迎来到长安街，共同关注中国的事态发展。今天的焦点话题是关于假包子事件背后的假新闻。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的资深评论员蒋兆勇先生。
新闻职业操守待提高
曹景行：这个假新闻事件，并没有被揭发出来之后就结束了，而是不断在发展。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三个部门联合发表一个通告，这种做法很少见，可以说对今后中国的新闻界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持续的影响。我们看到中国记协发表的一个通报，强调虚假新闻的产生严重败坏了我们国家的声誉，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严重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严重伤害了新闻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喻老师的看法是怎么样？
喻国明教授
喻国明：我想假包子这样的假新闻，无论是对于新闻界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有很严重的后果。作为信息披露的媒介，当然它要恪守自己的新闻职业道德、真实客观，但是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到底用什么样的机制去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或信息安全？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蒋兆勇：在19号北京奥组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关于18号晚上北京电视台的道歉声明，我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电视台刻意说是临时工干的这事，那么既然是临时工，为什么能制作这么具有公信力的节目呢？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新闻界的一些潜规则被暴露出来，比如新闻临时工不给工资。我当然反对他作假，但他在北京要生存，得有一个正常的收入，这些人从这个电视台窜到那个电视台，不出问题才怪。
曹景行：一个层面就是假新闻的出现，本身有一种社会背景，这个社会背景是中国人现在对这些问题特别敏感，所以这一类的假新闻迎合了社会的某种情绪。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新闻体制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也使这类假新闻容易出现。
喻国明：我们的信息媒介管理体制、运作体制有一个特征，就叫做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也就是说媒体扮演的角色是政党喉舌，但是它的整个经济支撑却要自己从市场上找资源，也就是说责任、义务和保证条件之间实际上是不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就造成了现在新闻界的所谓的潜规则和矛盾。
蒋兆勇：外国记者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是不拿红包的，他们觉得这是对其职业操守的侮辱。
“新闻民工”因何出现？
喻国明：我们知道在中国有660多所大学有新闻专业，这样如此之大的供给就造成了新闻单位在选择人的时候余地很大，所以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极其不平衡的，有大量的新闻民工出现。很多单位采用计件式工资，或者要临时工拿一定额度的发票去报销以换取收入。
曹景行：香港既使最商业化的报纸，所有编辑也还是固定工资。后来我到上海，跟一个报社老总说，你们怎么现在主要是靠稿费。他说现在普遍都是这个样子。如果是临时工的话，是不是可以为媒体省掉很多钱？
蒋兆勇：他们既无工资又无社保。
曹景行：给稿费比较有灵活性，而且可以省社保、医疗，但是这里的风险非常大。
喻国明：我们还是要基于对每个记者的信任，如果说每一个报道、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第三方去核查的话，那样媒介的成本就太高了，也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必须能够保证他有一种团队的归属感，分享这个团队所有的荣誉、成就、利益等等，这样我才对它有一种忠诚，才有起码的职业要求。如果说我就是雇佣人员，我今天可以在这儿吃饭，明天在那儿吃饭，他就会用一种最急功近利的方式来工作。我知道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记者，他说他们报社规定了一个出差半径，如果在北京市100公里范围之内，那么报社可以报销出差的往返费用，如果超出，你得自行解决或者由被采访单位来解决。可是让他觉得很郁闷的是，他做的常常是监督性的报道、调查性的报道，你怎么能让对方单位来出钱呢？这真是很滑稽。
曹景行：所以才会有红包的问题，甚至在山西有假煤矿就有假记者，每天去敲诈。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假新闻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体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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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罗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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