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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欢迎来到长安街，共同关注中国的事态发展。我们知道这几天正好是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但是今年的高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一千万考生进考场，同时又是恢复高考三十年，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时刻，我们的焦点话题就是高考。

请到的嘉宾中，杨东平教授研究教育学，是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汤敏博士，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我们请汤博士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他跟中国的教育有关。大家都知道，当年关于中国大学扩招的问题，是汤博士积极地加以推动，并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教育。

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合来探讨中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如果说高考三十年这个题目，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我想不必太多讲，但是现在更关心的是中国从1977年恢复到高考到现在，这样的体制基本上延续了三十年了，好象已经到了再次进行改革的关口了，甚至有一些看法，说不改不行了，非改不可了。这个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

"应试教育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公害"

杨东平：我想主要是由于当年中小学应试教育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公害，无论是最上层，还是普通的家长学生都受不了。这对整整一代人的培养或者身心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害。

应试教育这个现象在八十年代叫片面追求升学率，到九十年代正式命名为应试教育，它的概念是说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所有的中学教育为了高考而进行，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完全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教育的宗旨。

曹景行：当年中国大学招生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是不是这样的话考大学就容易了，因为当年77、78级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百分之几的录取率。

杨东平：3%到4%。

曹景行：那个时候的压力好像比现在小一点，现在已经超过一半的录取率，这么高的录取率，高考反而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不仅学生有，而且成为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的压力。

汤敏：如果说扩招之前，大家更关心能不能进大学，现在我们扩招了以后，就要竞争好学校，好专业，好地点。我们现在只是20%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但在日本美国是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的适龄青年都能进大学，他们的竞争也是非常强烈，因为好大学毕竟是少数，所以竞争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要“知识水平考试”还是“能力水平考试”？

汤敏：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把高考作为唯一的判断模式。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活跃的、知识丰富而且能够应对变化的人才。我们用高考这种唯一的手段挑选人才加以培养，送到社会上去，很可能未来在国际竞争上我们要落后，所以我觉得还不仅是家长、学生压力大的问题，还有我们国家未来的人才问题。我们要建设创新社会，现在这套方式很可能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甚至把很多创新人才排斥之外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危险。

杨东平：我想现在考试制度，大家公认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弊病，一个是叫一考定终生，就是一次性的书面考试，决定终身命运，这个可能是不太可取。就像刚才汤博士讲的，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中学累积的学习成绩、各方面的表现、各方面的特长表现不出来。另外一个，一张卷子考所有的人，一千万人就用这一套考卷，不利于识别和鉴别不同类型的人，所以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非常多的。此外，考试的内容是知识水平考试，主要以记忆性的知识和解题技巧为主的，而像SAT国际通行的能力水平考试，不是考你的记忆能力，是考你的思考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我们国家公务员的考试也是一种能力水平考试，可是我们的高考还是知识水平考试。

曹景行：三十年来，和我们当年读大学考大学相比，现在的高考对家庭造成更加沉重的负担，现在很多的普通家庭，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读大学，甚至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甚至包括学什么班也是为了进一个好的大学，这样一系列的教育模式出来以后，实际上使教育变成家庭一个很大的负担。现在有人认为家庭资源的一半可能都用在孩子的教育上，这不正常，我想没有一个国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资源分配。如果从小学开始就是为了考试的话，就把人变成一个模式了。

汤敏：考试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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