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执政党本身的转型决定中国改革的成败

核心提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11月9日到12日在北京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会议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这次会议被视为中国第二次改革的起点，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拐点，亟待通过一场更深刻、更全面地改革来突破发展的瓶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凤凰卫视11月10日《寰宇大战略》，以下为文字实录：

如何理清市场经济“四位一体”及其核心的关系？

邱震海：我们除了谈东边谈西边，我们除了谈微观，我们还有宏观，就算谈树木还要谈森林。我们先看看中国改革到底要做到什么，整个一个大图貌到底是什么？我们请导播出一下，改革必须理清的几种关系。我们大家现在一直在说中国要退出市场，要理清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当然是政府是主导。好，我们看看，现在我们正在逐步尝试地常识去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虽然这之间有很多的艰难险阻，明年经济下降了，政府还有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继续退出市场？退一万步说，即使到三年、五年，2017年、2020年的时候政府成功地退出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搞好了，后面还有社会，这是让我非常担忧的，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接政府退出市场之后释放给社会的权力。而恰恰我们看到在很多领域我们不但在培育社会，我们抑制还在打压社会。如果说到2020年我们把社会成功地培育好了，成熟了，一马平川了吗？铺满鲜花了吗？没有，远着呢，后面还有法治，在中国谈法治就太沉重了，甚至谈法制是奢侈了，这是个政治问题。一谈法治人人都会想到这是一个党的问题。

丁学良：我对中国过去几百年来，我最我最有信心的是两块，最没信心的是一块。

邱震海：告诉我最没信心的。

丁学良：最没信心的是这个很难解释。但是我对中国的社会和市场是最有新鲜，我不要讲别的，你看全世界的华人，很多的华人，只要是华人，你不管是到了非洲也好，到了拉丁美洲也好，更不要说亚洲也好，如果不遇到一个很强权的政府，中国的移民都能够把自己的社会从零开始做起来。没有市场，把市场做起来，你只要政府不太强大。

邱震海：你已经告诉我了，你最没信心是这个东西。

丁学良：我不是最没信心，这是最难做的一块。

邱震海：但我告诉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能称之为成功、完善、成熟的一个思想经济，因为一个没有法治管，你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显然他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中国谈法治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最后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执政党的问题，所有的千军万马都是跟执政党有关，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与市场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法治的关系。当然这显然不是2017年之前能够完成的，甚至不是2020年能够完成的，但未来执政党的转型势必要提上议事日程，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告诉我们。

任剑涛：执政党本身的转型决定中国改革的成败

任剑涛：执政党本身的改革决定改革的成败，这是一个共识。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本身就是政党为自己确定改革的目标，所以政党实际上对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也有一个自觉，但问题是政党如何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如何在一个法制的情况来执政，使得政府能够追求效率，市场能够按价格机制运作，而社会能够自主、自治、自律，这对于执政党来说是考验，因为64年来我们最熟悉的是革命党的做法，我们现在落到法制的平台，就意味着我们要转变成执政党，这个就是学良兄说，法制挑战最大，原因就在于此。

丁学良：你看我们讲的就是这几块，我们不要太讲政治，政治以后再慢慢来，现在就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一次可能要出台的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改革的措施以外，现在在中国的民间，尤其是跟市场有关系的中国的民间，一个最大的担忧就是说，你就是把门槛降低让我们发财了，我们发了财以后，我的私有产权，我的民营企业产权我能保障了吗？遇到一个像重庆那样打黑，把我抓起来，一威胁，几千万，几亿就没了，这才是中国市场和社会现在最最担忧的问题之一了，这个必须法治建起来，你不保护私有产权是不行的，我讲是合法的私有产权。

邱震海：当我们的讨论进行到现在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我们不光是在谈树木，也是在谈森林，当我们谈森林的时候，其实生灵里面有些最难的骨头，也许不是这次的三中全会能够解决的，但三中全会之后我们一定要开始切入，要不然三年、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又开始怎么？我们不是在改革，我们又在纠错了。

《寰宇大战略》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邱震海【主持人专区】

首播时间：（星期日）19：45-20：30

重播时间：（星期一）02：20-03：00

声明：凡注明“凤凰网”来源之作品（文字、音频、视频），未经凤凰网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凤凰网”。违反上述声明的，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