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换句话说，我们的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已完全不同了。中美关系已变得更加有建设性，也比以前丰富的多。

主持人：您刚才有提及邓小平。我们知道您与邓小平在关系正常化前后都有谈判。邓小平当年访美时，您也有在家中举办烧烤晚会宴请邓小平。您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他去世后，您怎么评价他？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在我一生中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大政治家里面，邓小平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两位之一。他头脑最清晰，也最直接，非常果断，很有智慧，也是很有魅力的人物。在我家中那次你提到的晚宴中，他很动情的讲述了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有他当年作为年轻学子赴法留学的经历。他也谈到了中国内战，还有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他本人和家庭所造成的伤害。这是他很人性化的一面，令人尤其感动。所以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我非常敬佩和喜爱他。

主持人：那您与他一开始打交道时，您是否认为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谈判对手呢？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的，很厉害，也很直接。

主持人：那合不合理呢？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这对我来讲没有问题，因为我也直来直去。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时，他不断跟我说"如果美国真的决定好了，"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以暗示美国可能还是举棋不定。

主持人：也就是指应该是你们出手的时候了。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的，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所以我对他说"主席先生，我已经和您讲过好几次了，我们已经决定好了，可以进行正式谈判了。"于是，我们的谈判进行得很好，我很喜欢和他打交道，讨论问题。

主持人：从70年代初到1978年，你们用了六年时间才决定最后关系的正常化，那这中间有什么障碍吗？基辛格博士早在70年代初就已敲开中国的大门。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上海公报》

主持人：是的。那后来为什么需要六年之久呢？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我觉得是双方当时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当时正在处理越战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美国也很难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中国也有麻烦，"文革"刚刚进入尾声，那时的中国充满各种不稳定因素。后来中国采纳的那些折中方案在当时是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才行的。我没有必要具体指出那些折中方案的内容，但我想我们其实也都很清楚，双方都同意保留分歧意见，让有些问题留待历史来解决，而不是一定要当时马上完全化解。这是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决心的。

美参众两院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对总统强烈反击

1979年1月1日,民主党总统卡特向世界宣布中美正式建交之后,美国共和党出现了强烈的反弹,指卡特对宪法和国会不屑一顾,而且,出卖了台湾.即便是民主党内,也对卡特这一做法表示不满.在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弹下,国会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秘密起草了<<台湾授权法案>>,即<<与台湾关系法>>的前身.1979年2月,该法案开始在参议院审议.3月底,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是国会对总统的一次猛烈反击.这项法案不仅从实质上维持了美台之间的关系,甚至为美国协防台湾制造了法理依据.

主持人：那台湾问题呢？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很显然，这也是他们当时考虑到的。

主持人：那当时国际社会，如欧洲和日本怎么看待正常化？他们也准备好了吗？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这要不同国家不同分析。欧洲国家因为当时已经和中国建立了关系，所以他们是持欢迎的态度。日本人则和我们一样视之为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的起始点，也如中国和邓小平所愿，达成了一种反对霸权主义的策略。显而易见，这种策略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当时苏联对此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