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为新华书店题词

解说：从在延安建立时，新华书店就属于党企，它按照计划生产、而生产过胜也统一由国家买单。由于体制属性，新华书店的发行常常伴随着政治、社会波动，凡是政治人物的倒台，历史人物的反面化，新华书店都会遵命清理出一系列报废、撤页、涂改等图书。

1973年至1976年，全国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403种，开始时大量印刷，结束时全部报废。

柳斌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那么在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文化是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的色彩，按照计划行政机制来配置文化资源，不是流通而是分配。那么这种体制凸现了它的弱点，那么一个是文化资源不能盘活，二是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没法激发出来，那么地三呢，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变化的、多层次的精神产品的需求。

解说：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启动，并渐次深入，14年后的1992年，市场经济被最终得到认可确立，而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全面展开，文化体制的弊端开始凸现，其严重的计划体制和意识形态色彩与市场化环境格格不入，此种情形之下，改革开放开始渗透向文化领域。文化体制改革成为中国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一改革的纵深领域。

曾经在体制内创造了辉煌成就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就这样成为了被改革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末期，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影集团决定不再全部收购各大电影制厂的片子，将电影制片厂推向了市场。原本放在故事片放映前播放的动画短片被取消，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旱涝保收的时代结束了。

徐祖明：以前就是国家是统购统销，你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对大家来说，你是安心创作，旱涝保收，那有一个机制，有一个氛围，它会保护你，你做出来的作品就不一样，就是对厂里来说，如果说它投资一部影片花再大的力气，就是说收不回成本，你十部影片下来，你可能就是这个动力，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解说：由于此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动画片都是10分钟左右的短片，这样的短片既不可能在影院上映，在电视台播放也远远无法收回成本。美影厂的生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些南方的民营动画生产企业却开始逐渐发展了起来，美影厂多年来积聚的优势人才开始出现了大规模外流。

徐祖明：到那里的人可能就是每个月工资就是几千元，可能你去了那个居住条件还特别好，他还给你两房一厅，三房一厅的那个待遇，这相对于我们当时美影厂一些老艺术家来说，他们在上海，在美影厂同样的付出，可能每个月就是一两百元。

解说：徐祖明说，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难以抗拒诱惑，那个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同事离开美影厂，或者去了珠海，或者去了广州。终于有一天，一位曾经带徐祖明入行的资深老师找到了他，以优厚的待遇挖他去深圳发展。

徐祖明：就是给了我们也很丰富的条件，就是给我们做首席，原话，也有三房一厅的待遇，每个月大概有五六千块钱，这个底薪，当时来说这个诱惑也是很大的。

解说：尽管后来由于家庭原因和对美影厂的那份感恩之情，徐祖明最终拒绝诱惑留了下来。然而美影厂却已经无法挽回逐渐下滑的颓势。

陈晓楠：据统计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整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流失的主力创作人员达到一半以上，这批人员呢是1949年成立以来聚集在体制内最优秀的创作力量，当年也正是他们创造了美影厂的无数个第一，而这批人后来呢到了珠三角，分散于各个民营动画创作机构，也成为了今天中国动画产业的主力军，而这批优势人才向南的移动，这背后也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潮的进一步深化。这时候文化体制的改革已经不可阻挡。

解说：这个曾在体制内创造了卓越成就的创作机构，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失去了优势。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相似的是，中国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全面陷入了生存困境，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当年小小的香玉剧社，在50年代韩战期间曾为国家捐献过飞机大炮，而到了四十多年后的1990年代，中国相当一部分国营剧团却连人员工资都无法开支。

有的出版社甚至只能靠卖书号生存，广播电视行业沉闷而缺乏亮点。而各大电影制片厂则在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下纷纷偃旗息鼓。

在北京图书大厦三层的一个角落里，分布着一处销售电子产品的柜台，今天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混搭销售方式已经见怪不怪，但是在当年，这却是由一些新生的书店所发明创立。

从1980年开始，全国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集体、个体书店和书摊，这是1958年全国书店公私合营之后，第一次出现与新华书店不一样的店面。

汪轶千：搞很多专业书店，我顺便卖点小提琴，卖点钢琴，读者既要买音乐书又要买音乐器，工具书，工具的东西，方便，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当然你去卖其他的，这就更厉害了，搞咖啡馆，这个三联书店不是搞咖啡馆，咖啡馆对读者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