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文教材改革 邓小平的一句话改变思路

2012年03月01日 09:47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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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张厚感（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老叶后来回来传达，说小平觉得这个好像很重视文言文呐、古文呐，我做汇报的时候，看神态好像不太够，还要多选，浦同修说我理解不一样，这够多了，是多还是少，谁都不知道。当时就是这种氛围，有些问题就说，特别对语文知识，语法学多少，也争论来争论去，文言文选多少，选择的政治标准都放在什么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凤凰卫视2月2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朗读声或许犹在耳侧回响，今天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只是那些当年坐在简陋教室里朗读课文的孩子们，或许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么幸运。

这种幸运在于他们获得了进入课堂学习的机会，而且不仅如此，他们也读到了新的课本，一本带着春天气息的课本。

解说：翻开当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第二册，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从第一课《春天》到《小燕子》《桃花 苹果花  海棠花》《泉水 小溪 江河 湖 海》，活泼的文字配以简单的插图，大自然就这样偷偷地溜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小柯（七十年代生人）：我记得有一课就是《小蝌蚪找妈妈》，好像是不是有一课文，当时我记得，学完那个课本之后，我们一大帮同学就去抓蝌蚪了，就知道好像有一个东西叫蝌蚪，然后当时就在找，说哪儿会有蝌蚪，后来别人告诉说，在高粱桥附近，那儿有一条河里边都是蝌蚪，然后我们就跑到那儿去，拿着各种容器去找。

还有一篇课文是《蚕》吧，也是学完那个之后，然后大家就去养蚕，那老师组织着我们去养蚕。蚕很好找，但是桑叶不好找，我记得到处去找桑叶，不认识桑树，就去找桑树的图片来看，然后根据图片去找桑叶，记得当时就是官园那个，后来是儿童活动中心，当时还有一部分是很大的很高的墙围着一个区域，那里边都是高高的桑树。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怎么爬进去，怎么采桑叶等等这些东西，那也就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陈晓楠：然而此时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弥漫着春天气息的课文背后却承载着一个时代巨大而深刻的转变。

1978年3月26日，一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文章的标题是《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作者是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这篇短论文章直接批评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

周正达（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就提出来说，中小学语文花了三千多个课时学习语文，结果呢到了高中毕业，语文还不过关，他说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他这篇文章据说小平同志看了，还给加了一句话，叫做岂非咄咄怪事，花的课时最多，但收效甚微，这种状况实在是不能容忍。也就是说，对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解说：就在几个月前的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上，教材改革被作为重中之重，提上议事日程。随后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邓小平几次就教材改革同教育部门负责人进行谈话，他同时希望1978年秋季开学的时候，中小学生们就能用上新教材。

周正达：小平同志第二次出山，他自告奋勇抓，一抓科学、二抓教育，而抓教育他就具体地抓两件事情，一是恢复全国高考，一个就是恢复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

顾振彪（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这样他责令就是说，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教材，但是人教社的人都下放了，分配到全国各地了，他就重新往回调。

周正达：从全国抽调了二百多教师、编辑和专家，到北京聚合，召开了一个名义叫全国中小学教材会议，以会议的形式来组织编写，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统编教材。

解说：也就是在这一年，已经在人教社闲散了五年的编辑刘国正重新有了正式的工作，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位教材编辑者，先是被集中到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然后又搬到环境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刘国正（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我们在香山住了一年半呢，所以中共中央拨了一大笔钱给我们，调集全国的有名的教师来编书，紧张的不得了，还是延续过去的做法，天天加夜班。因为大家都在一块儿了，所以夜班加起来也热闹，十二点睡觉就算早的了，然后大家去吃夜宵，两大盆面条，吃了以后再干或者睡觉，现在回想起来，又舒畅又高兴，但是也还带着过去带镣铐那种痕迹，还带着痕迹，不是一下能取消的。

解说：此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极左思潮的余烟依旧四处弥散，受此影响，教材编写组内的争论尖锐而激烈，如何甄选课文成了编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张厚感（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就牵涉到有一个什么呢？文言文选多大的比例，就吵来吵去，我们叶社长和那个浦同修去医院给邓小平汇报的时候，邓小平问了，现在还学不学古文呐？学学，马上老叶插了说，现在好像学百分之三十这个样子啊，邓小平说，噢，就这个样子，话不多。

后来回来传达，老叶说小平觉得这个好像很重视文言文呐、古文呐，我做汇报的时候，看神态好像不太够，还要多选，浦同修说我理解不一样，这够多了，是多还是少，谁都不知道。当时就是这种氛围，有些问题就说，特别对语文知识，语法学多少，也争论来争论去，文言文选多少，选择的政治标准都放在什么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周正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文想增加太多不可能，想减少得太多也不大可能，所以基本就维持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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