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进联合国工作就是为了回祖国大陆
2010年10月22日 19:06 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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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1971年10月25日,打了大半辈子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联合国分出一场历史胜负,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以“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以痛批“毛共匪帮”的笔触,解释了台湾当局决定退出联合国的原因,而此时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则对“驱逐蒋帮”的最终胜利感到意外和兴奋。而后,台湾同胞在进入联合国工作时,都是为了可以转变身份,可以回中国去做事。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离祖国就更近了一些。

凤凰卫视10月2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吴小莉: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那一百多面五颜六色的国旗,暗示着一个庞大工作系统的存在,联合国系统以美国纽约为总部,并在瑞士的日内瓦、奥地利的维也纳、肯尼亚的内罗毕设有办事处,分支机构和工作的范围更是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目前在全球各地的常规工作人员超过了10万,这还不包括12万多名参加维和行动的军人和工作人员。在纽约总部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大楼实际上是秘书处大楼,联合国秘书处在全球拥有大约4万名的员工,纽约总部的员工大约有6000名,这样的规模是联合国成立之初所料未及的,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单单是为51个会员国搭建交流的平台,已经是一件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而中国人是当时联合国系统里的稀有资源。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国民党代表担心被辞

解说:1946年1月,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挪威前外长赖伊当选为首任秘书长,联合国从此有了第一个统领秘书处的大管家,在秘书处43名高级职员中有3个中国人,他们是托管及非自治领土情报部助理秘书长,曾经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次长的胡世泽,安理会事务部首席司长著名历史学家郭斌佳,以及法律部国际法法典化与编纂司司长国际著名法学家梁鋆立,国际法院也有一位中国法官,国际法专家徐谟,这四人都曾经参加旧金山会议,是联合国成立之初不可多得的中国级国际国际公务员。

杨雪兰(严幼韻次女):那天他们早上给我看报纸,头版就是那个旧金山的这个报纸。

解说:杨雪兰的母亲,国际政府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严幼韻,就在这个时候经胡世泽介绍,进入联合国工作。

杨雪兰:那个时候,这个是刚刚联合国开始,他们不是在现在这个大楼,那个大楼还没建,那个时候他们在一个地方叫成功湖,在长岛,就是很暂时的这种名义就叫办公室,办公室里头人不多,大概五六个吧,但是办公室很小,那么来的人进进去去,进进去去,来的人都是紧张的事情,这个总理来了坐在哪里,什么什么哪里,谁请,他们有一个接待处,谁坐在哪里,谁先谁后,这种都是他们在管。所以她就跟这些很重要的人联络,那个时候五大国的总理,连我记得,英国女王都来的,那个时候,那么所以我就帮她去打字,去帮她打字,所以就周末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工作的日子没有限的,就是每一天从早到晚,直周末他们都做的,因为那个时候紧张得不得了,刚刚联合国刚刚要起步嘛。

解说:像严幼韻那样,一批国府外交圈人士或学术界专家,通过介绍入职或推荐面试,进入了最早的联合国系统,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也在1947年进入联合国,到托管及非自治领土部做研究员,后来成为政治托管非殖民部,非洲司司长,而顾维钧本人则从1956年开始在国际法院担任法官,直到1967年退休,顾维钧和严幼韻在1958年结为夫妇,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国家庭”。

吴小莉:1946年第一批进入联合国的中国人,有相当一部分在六十年代退休。到1971年联合国纽约总部秘书处理正好有“一百单八将”,108个中国人,其中翻译人员57名,业务人员51名,他们当中有像胡世泽这样由国民党政府委派的官员,还有在国府时代培养,然后招聘而来的专门人才,包括了顾菊珍、维和专家刘虎、经济学家张自存等等,另外还有来自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华人翻译员。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除了秘书长胡世泽立刻辞职之外,其他司级以下的员工都在担心会被辞退,但是黄华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他向秘书长吴丹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请各位中国职员们继续好好工作。

施燕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首批成员):在我们进入之前,他们台湾的基本上是用自己用英文讲的,所以这个联合国的中文翻译科它有失落感,我们一去我们就用中文,他们就兴奋起来了,他们开始是他们那个联合国的文件,中文的文件都是繁体字,但对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学的是繁体字,所以这个,而且繁体、简体都很容易识别的,所以我们去了以后,我们自己带了打字员,我们的稿子中文稿子提供给他们都是简体的,当时的那个中文打字是铅字,一个一个摇下来的,所以慢慢的他们就也学会了简体。

台胞:进联合国工作就是为了回祖国大陆

解说: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的23楼,据说是联合国里的小中国城,因为中文组就在那里,可惜我们来的不巧,联合国正在进行一次大的装修,2013年才会完工,因此几乎所有人都搬到外面办公,在曼哈顿东区46街一个小楼里,我们找到了联合国文件司的办公区域,六种通用语言从楼上到楼下一列排开,中文处就在4楼和5楼,那时距离联合国大会开幕不到一个星期,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准备,中文处处长徐亚男给我们的拍摄提了一个要求,抓紧时间、保持安静。

徐亚男(联合国秘书处文件司中文处处长):我们这里,这个楼主要的是中文处,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单位,那么这个办公室是我们的中文处的规划专员的办公室,他在这里负责我们全处有60多位同事,做翻译的也将近60位同事,那么这个办公室就是负责向这个将近60位同事分稿子,因为文件是大量的文件,而且文件的种类、文件的语种、文件的这个长短都很不一样,那么这个规划专员就必须根据同事们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情况,来进行合理地分配工作,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保障能够及时地把文件翻译出去,另外在这个前提下保证质量,然后大家,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个是我们中文处的一位同事,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同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办公室,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的都是联大会前文件,等到9月14日开会以后,我们可能要做会中文件,然后等到明年初,联大到12月底差不多结束,那么到明年初可能还有些后期的会后文件。在里面呢,我以为那个,这是我们新生代,进行工作,也是我们中文处的一个同事,在工作有几年了,跟他们比稍微年数短一点,但是是我们的有生力量。

记者:您从哪里来?

工作人员:我从中国来。

记者:中国哪个部分?

工作人员:我原来在国内曾经在外交部工作过。

徐亚男:好,不打扰了。

解说:中文处的翻译审校们,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资格考试,有些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我们也正巧遇上了一位退休后临时来帮忙的老同事,他1974年入职,来自台湾。

记者:那个年代对您来说有政治障碍吗?当时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冷战年代。

陈小骅(联合国秘书处文件司中文处资深审校):是,不过在台湾的人也有很多人,是有社会主义思想,在台湾就已经这样做了,所以多美国来,就大家搞读书会学习社会主义,所以1971年保钓运动就是一个机会,保钓运动的时候大家都串联起来,所以留学生那时候多半是美国来的,也有香港来的同学也参加,大家就借保钓运动的机会,把左派运动发展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台湾来的留学生,也有部分香港来的留学生都回到祖国大陆去,所以我们到联合国来当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要转变身份,取得中国的身份,才可以回中国去做事。

记者:所以现在算不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服务。

陈小骅:当然了,这一辈子就满足了这个愿望。

解说:由于高度集中的案头工作,中文组确实非常安静,但是满月的喜糖、家乡的特产、墙上的福字,都在告诉我们这里并不缺乏彼此共鸣,摆在走廊尽头的旧文件,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从发黄到雪白的纸张,静默之中,无声胜有声。

联合国中国职员:联合国一直处在改革之中

解说:这是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行政和发展管理司,一大早司长钱海燕正忙着开例会。钱海燕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加对外科技工作,和联合国科技部门有过业务来往,1988年正在国家科委工作,并准备留学美国的钱海燕,突然收到联合国科技发展中心,一位巴西籍助理副秘书长的电话,要求她尽快补缺做特别助理。

钱海燕(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行政和发展管理司司长):这个助理副秘书长是个非常有特点的人,是个属于改革派的人,特别喜欢创新的人,他不喜欢走老路的,所以他说我这次我不要巴西人了,我要一个中国人,因为他一直想要中国人一直没位置,而且中国政府也想,也想让我们中国人进来,但是也没有位置没有办法,当时我就知道打一个电话给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到联合国工作,啊?我说,哎呦。

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陈晓楠【主持人专区】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 20:02-20:35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 09:0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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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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