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南记得,“那时穿得很少,是夏天,我和嘉明等人去天津南开,在火车上议起来。北京青年经济学界已经动起来了,外地青年经济学家还没有。比如,天津的就特别想参加北京
的活动。南开的杜厦把天大和南开的研究生组织起来,经常找我们去讲课”。张钢回忆,“我和嘉明、江南去天津南开和研究生对话,在回来的路上,大家议起,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入城市改革不配套,不行。各地有人才,应该交叉,于是提出召开一次会议”。朱嘉明说,“我认为光靠老一代不行,年轻一代应该登上历史舞台。1984年1月,我去杭州,和刘佑成谈过。莫干山地点是我提出来的。1984年夏,我们去天津支持南开的活动,当时,天津经济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口述,张钢写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是用铅笔,在一张破纸上写的。下了火车,直奔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在二楼会议室,让乔桐封整理,回到2号楼定下来,定稿是乔桐封写的”。
毕竟二十四年过去了,记忆留下来的是一些零碎的片断和画面。翻阅朱嘉明1984年的日记:
9月1日-10日生活工作在莫干山
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自9月3日-9月10日召开,这是我提议,与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发起的。会议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莫干山,住329楼。几乎每天早晨都去爬山。我直接组织“对外开放组”的讨论。基本上是成功的。
至此,可以看到,开会的设想最初萌生于朱嘉明的头脑,然后在杭州和刘佑成、黄江南交换意见决定下来,接着张钢加入,讨论、启动、落实,张钢成为会议最重要的组织者。
朱嘉明的日记中有1月份在杭州、3月份在北京与刘佑成详谈、见面的记录。显然,刘佑成是使莫干山会议得以召开的人物之一。我先在网上搜索,知他曾任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还做过公司董事长以及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可是后来的踪迹就没有了。通过杭州的朋友打听,还是没有联系上。
开会有风险
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势而行。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世界
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温元凯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张钢说:“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
9月份的莫干山会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不可谓不大。
张钢说:“会议筹备期间搞了一个会议筹备组,我牵头,现在有的书把我写成‘秘书’了。另外,有很多地方称会议有‘核心小组’,其实根本没有,倒是有一个‘领导小组’,由每个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比如《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开这个会,没有领导表态同意,也没有反对。有人好心对我说:‘出了事,我们都可以脱身,你张钢跑不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把我打倒,我也没有半截砖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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