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这场大迁徙里，多数人是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利，黄如藻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四八年年底当时十七岁的黄如藻进入济南第四联中，随着学校由山东一路南迁。

黄如藻（山东流亡学生）：当时这个兵荒马乱，所以我们这个学校也宣布了，这个校长就决定要把学要整个地迁到外面去，母亲不愿意让我们走，但是又不能不让走，所以我们自己，但是在我本人讲，我是一定要走，所以母亲也不能不舍。就这样子在两相矛盾之间，我们就还是跟着学校走了。

解说：从抗战开始中国就出现了许多为了躲避战祸不断迁徙的学校和学生，温饱难求的时代里，流亡学生仿佛是那个时代的标记。对山东流亡学校的师生来说，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流亡。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八所山东流亡学校将近八千名的学生汇集在广州，当时陈诚已经宣布入台管制，烟台联中的校长张敏之，和其他几名校长急着四处涡旋，希望取得入台许可。六月二十五号，这些学生登上了济和轮。三天后学生们踏上了澎湖的土地，而今当时落脚的校址，早已改建。

庄惠鼎（山东流亡学生）：我们吃饭都是在院子里蹲到地下，一吃饭我们八个人一桌，一个桌啦一盆菜啦，那一个盆子又可以洗脸，又当菜盆子了。围在那里蹲在那里，风一吹就满盆子沙子，这样子吃饭。然后呢我们这个宿舍，我们那个教室就是宿舍，我们那个铺盖，也没有什么铺的东西，一个被单子睡在水泥地下，晚上睡觉，白天前面有个黑板那是有的，老师一本书，我们没有书的，我们就写笔记，老师在上面讲，或者写黑板我们来抄。笔的话，我们就到街上去捡个笔头，铅笔头削一削就那样写字，但是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情绪很高。

解说：当时国府部队多半有严重的缺额，因此流亡学生总是部队补充兵源的对象，抵达澎湖不到两个礼拜，这群身高不及枪杆儿的孩子，被集合在大操场。

黄如藻（山东流亡学生）：那“国旗”那儿是司令台，我们原来就住在司令台后面那个地方，一个房子。房里边是日式建筑，那还是旧房子。到十三号那一天就开始，把我们都全部集合在那个院子里面。我们从前都是说这个澎防部大院要编兵，编兵我们那些同志都有些不服气，都要往外走。往外走呢，走到门口有警卫上刺刀，出不去。有的人还是不平，不平那个司令官就来了，司令官来以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就告诉他，大家不要害怕，我们要跟司令官讲。结果他话没讲完，他往司令台先走，这一先走，后面一刺刀扎到这里，扎到这个地方。大家都在周围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鲜血往下流，流完以后大家一看，这个心里很惨，没见过这个场面。

解说：黄如藻、庄惠鼎和山东流亡学校的学生们，待在澎湖四年，直到他们被送往中台湾的员林。风和沙，是他们对澎湖共同的记忆。

从抗战到内战，流亡学生是中国那个时代的容颜，山东流亡学校只是其中之一。当年这些离开母亲，身高还不如一支步枪高的孩子，如今却已垂垂老矣。

一九五零年六月，“韩战”爆发，国府很快地在第二年的七月，宣布台湾实施征兵制，藉以补充兵源。另一方面，迁徙来台六十万的国府部队，大部分的人，正面临适婚年龄的困扰。当年到台湾仅有十九岁的夏敬恒，家乡虽有妻室，但是十三年后，他娶了台湾新娘周桂兰。

夏敬恒（退役军官）：那时候几十万人来的话，那是相对地那要结婚的对象，适合结婚的对象，这个适合现在结婚的对象，这个年龄层女的少啊，台湾女的少。那就是算起来差不多四五个一个男的就追一个女的，那时候感觉到这个女的在台湾来讲，三十几年很缺货。正好我找的这个老婆是独生女，她独生女等于说，就是她妈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将来真正反攻大陆，因为你叫的口号那么响，她们听到也听得懂。她说真正反攻大陆我只有一个女儿，你就给我带走了，我想看我也看不到。究竟在大陆那么大，带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解说：娶妻成家，让这群大陆迁徙的人，逐渐在台湾安顿了下来。当时部队的家眷，多半是被安顿在营区的周边，或是借用学校、寺庙，甚至仓库作为临时的栖身之所。

许慧莹（军官眷属）：就是他们装甲兵的他们那个范围，就是这样他们筑一道水沟，然后他们的边嘛，就借给我们盖嘛。他们也不讲话，大家都是在外头逃难的，你想想没有好久就回去啦，过个一两年就回去啦，哪晓得那么久啊。

解说：这些军眷形成的村落，分散在各地，在台湾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眷村。而当时物资短缺，这些总数超过七百个的眷村，多半用竹篱笆隔起墙。竹篱笆内南腔北调，是全中国的缩影，竹篱笆外是他们安身立命，却又有些陌生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