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7月28日《凤凰大视野》：一九四九大迁徙：“活着”的挣扎 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淑琬：一九四五年，国府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六百万人口，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局势越来越不利，涌入台湾的人口数在在短短三年内暴增了将近两百万，当时被蒋介石任命为省主席的陈诚，在面临台湾这扇门，究竟要不要就此关上的决策时，内心面临极大的挣扎。

解说：一九四八年十月，国共双方在锦州展开攻防战，当时已经离开东北，并且辞去参谋总长军职的陈诚，胃部刚开过刀，他来到了台湾，住在台北近郊的草山养病。

陈履安（陈诚之子）：他就想着，开刀之后到哪里去休养呢？上海还是很复杂，不能休养人家都要来找他，我父亲也告诉我们，他那时候是蒋老总统就说你到台湾去吧，那他想很好，就在十月一号，一九四八年十月一号，他就到了台湾了。

解说：十一月陈家老老少少从上海飞抵台湾。

陈履安：十一月我们孩子们就说，要到台湾去看父亲，我们就大家就到台湾去了，也没有带什么东西我记得。我跟兄弟们我们谈起来，我们想到的是说，唉呦，知道如果是不回南京的话，我们有的小玩意就可以带去玩，泥巴娃娃啦玻璃的这些小玩意，就只有那些东西。一直到今天还记得那一幕，有些东西放在哪里还记得，忘了带了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台湾才十一岁。

解说：陈诚浙江青田人，出身保定军校，东征期间因为惠州战役，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三十三岁就当上了军长，后来宋美龄甚至将干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

陈履安：我外祖父，就是母亲的父亲，是谭延闿先生是清朝的翰林，还去见过慈禧皇太后，但是后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时这个大舞台上面有很多人物的，他也是很特殊的一个人，那么他是个文人但是也带兵。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也做过第一任的行政院院长，但是外祖父五十三岁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就把我的母亲托付给蒋夫人，所以也是老总统，跟蒋夫人他们做媒，让我父亲认识了我母亲。

解说：一九四八年底，国府在长江以北全面失守，蒋介石面临交出领导权的压力，他注意到隔着几百里海峡的台湾，十二月二十九号在台湾养病的陈诚，接到了蒋介石的人事派令。

陈履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号，魏道明到阳明山来说要见我父亲，有重要的事情，我父亲还想了一下，什么事情要发生，这个年底时候要看到，结果魏道明进来之后就讲，得到电报几个字要我父亲立刻接省主席。魏道明就先开口讲话，看了电报之后就讲话，他说这个事情啊，事前我不知道，辞公（陈诚）你也不知道，是不知道，很突然，但是必然有重大的因素，原因在里面，而我们都是蒋公的部下，你就赶快接吧。

解说：接手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面对的局势和一年多前二二八事件完全不同。

一九四五年国府接收台湾后，往返上海和台湾的航线出现了另一波的高峰。当时基隆港曾经一天之内涌进五十五艘的船，其中中兴、太平和华联三艘轮船以搭载乘客为主，司马秀系媛当时就搭上了太平轮。

张典婉（司马秀媛之女）：太平轮是个豪华客轮，在光复以后曾经是一个很棒的商船跟旅游船，但是在逃难的过程里，据我的母亲形容其实并不是那么舒服的，因为第一个风浪大。因为那已经是下半年了，就是秋冬的时间下半年了。第二个是这个风浪大了以外，整个吃食环境、居住环境都非常地差，每一个人都挤上船，能够分到那个船票就已经不得了，就是逃难塞上那艘船，每一个人其实你也知道，当时上船的人都是所谓当时的社会菁英嘛，每一个人都以难民的身份到了台湾

解说：不过当太平轮将司马秀媛送抵基隆之后，在回程的路上，竟和上海荣氏家族的货轮光元轮相撞。

虽然在日据时代，台湾就以盛产稻米和甘蔗著称，但是一九四九年初的台湾，米和糖的价格却一再地飙涨，当时台湾的农粮和土地问题和国共内战爆发前的大陆极为类似。因此刚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决心标本并治。他很快地宣布了一个叫“三七五减租”的计划，以安定农村，避免共产党势力介入台湾。

陈履安：他发现台湾的农民占的比率非常高，才六七百万人里面，有三百八十万是农民，而这个农民绝大部分都是佃农。佃农那时候跟地主之间没有合约的地租大概是多少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就是你送来的榖子百分之七十五要给地主，所以我父亲节把他在湖北推行的“二五减租”改为“三七五减租”而到台湾来实施。什么叫“三七五减租”呢？就是这地主不能拿百分之七十五，只能拿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这个农民一下子收入就增加一倍了。

解说：这项措施同样增加了粮食生产动机，另一方面陈诚也决定对迁徙入台展开管制。

我父亲非常知道突然之间不是什么几万人来，不是几十万人来，是超过百万的人到台湾来，也知道中共方面它的宣传的厉害，它有人潜伏在里面。你怎么样保护台湾的安全？还不光是这些人来粮食的问题，怎么安顿他的问题，还有就业的问题，所以就毅然决然在征求大家意见之后就决定来实施，一个叫“入镜管制”。有了蒋介石的支持，陈诚的这项管制，限制了部分国府高官进入台湾，管制的气氛弥漫在当时的台湾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