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建立之初反响强烈

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这是一项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决策，但在当时，这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策。办经济特区在中国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敢于“试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国内外的反应非常强烈。

就当时的国内环境看，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后，党和政府逐渐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尤其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建立经济特区好的大背景。但当时改革开放毕竟刚刚开始，人们对在我国划出几小块地方，创办以吸引外资为主的经济特区还是很不理解。

不少人对经济特区众说纷纭，讲好话、坏话和持怀疑态度的人都有。不少人仍然把经济特区看做“异端”，各种指责和非议不少，比如：“深圳除了九龙海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甚至北京某机关权威《内参》刊出题为《旧租界的来由》重头文章，把特区比做是“旧租界的复活”或是“资本主义的复活”。内地某位老同志，从来没到过深圳，但他听风就是雨，竟然伏在床头一把鼻涕两行泪地痛哭：“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封封告状信寄到北京，大有把深圳经济特区的牌子砸烂之势。这些主要是来自党内的不同声音。

在国外，不少人也对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评头品足，在报刊上大量刊登文章，曲解、攻击中国的经济特区。当时，据了解，苏联官方对我国举办经济特区是持怀疑态度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曾在苏联内部认为，搞经济特区是卖国，走修正主义。也有的国家党政代表团公然提出，你们搞经济特区，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有什么依据？如此等等。但也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或没有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曾经提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都不是发达的国家，而是经济较落后的国家。你们用经济特区的形式和政策把西方的资金、技术、管理引进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与列宁当年提出的租让制思想是一致的，如成功会对马列主义思想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当时没有想到经济特区竟然在国内外、党内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不同的认识。为了正确地宣传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决策，对一些不正确的理解、非议、攻击作出必要的回应，以解除投资者的顾虑，放心到特区来投资，1983年，深圳市委决定建立发言人制度，由邹尔康担任首席发言人，林祖基、卢祖法、李伟彦任发言人。自此，一年数次邀请香港新闻界、学术界来深圳，向他们介绍情况，回答问题，使世界各国和国内各阶层更加准确地认识、了解深圳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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