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二：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文/宋美龄  来源：《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

西安事变的经过、状况之复杂，决非中国过去的“兵变”可以比拟。

13日:友人端纳直飞洛阳

13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致孔祥熙部长，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烦请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将使国家前途受到严重打击。我并表示，他的举动虽然十分鲁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

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午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端纳在电话中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14日上午:中常会上舌战高官

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消息，也忽然流传开来了。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

中央常委会上，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辞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在此发言，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看到各位都在倾听，我接着说:“希望各位相信，我决非每天早晚惦记丈夫安全的一般女性。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是以公民资格，要求以最少的牺牲，为国家和民众，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因为委员长今天的安危，是和国家的安危密不可分的。如果你们主张向西安方向增派军力，我赞成，但请一定下达命令，嘱其切勿随意开枪，更不能立即轰炸西安、发起挑衅。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如果和平绝望，到了那时再开战，应该也不算晚。我深信，在座各位虽然与我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的诚挚态度、希望国家好、希望委员长好——应该是相同的；我坚信自己的主张不错，因此我必然全力以赴，确保我的建议能够得到实现。”

听我一口气镇定地说完这些，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晚上回家，不禁黯淡凄怆。只有暗自祷告，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的信仰耳。

14日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缕曙光

12月14日(星期一)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缕曙光，并且确切地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发出邀请，而且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这些人认为:叛变部队的计划，往往异常险恶。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避免其他不怀好意的邻国看笑话，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者，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汉卿来电邀我入陕

15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15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西安的真相。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与此同时，端纳也告诉我:张学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为他和他的部下，对我非常推崇云云。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说，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当晚，我和大姐夫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18日:和平解决露出光芒

18日，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再次露出光芒。当晚，端纳又来电，说他已经二次进入西安，向委员长以及张学良，转达了我此前在电话中表达的意见，现在，西安的将领们表示:欢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得到好消息后，仍需焦虑奔忙。因为南京政府虽然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他们已经命令中央军向潼关以西的军事阵地，攻击前进，致使沿途百姓，死伤惨重。所幸者，两日后，陪同委员长赴西安的中央党部主任蒋鼎文先生，从西安飞抵南京。蒋主任不仅带来了委员长的亲笔信，而且恳切劝告南京高官:千万不可听任南京、西安间的裂痕，日见加深。蒋主任还要求:南京无线电广播及报纸上恶意谩骂西安的文章，必须停止。

12月19日，委员长被禁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这一天，宋子文力排众议，终于得到中央批准，同意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需要说明，南京政府此时仍然坚决不同意任何官员与叛变者直接谈判，说是要避免政府自贬威信。

12月20日，是南京政府给叛军规定的释放委员长的最后期限，我努力劝说，恳请中央再给予3日宽限。我并决定:偕子文同机入陕。无奈，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南京高级官员一起来到我家，坚决不让我去机场。有人甚至这样说:夫人如果留在南京，还能劝阻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夫人如果走了，谁能制止内战大规模爆发？为了这句话，我只得暂且留下。只能拜托子文直飞西安。这一天，还接到张学良电报，他说: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进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陕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也没有力量保护前往西安的我！21日晨，得子文两封电报:一则报告委员长平安，一则告诉我，当天回京。22日(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会叙述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一句话，我听了子文、端纳的介绍，更加充满自信:我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我当时对西安事变已经产生一种感想:譬如造房子，端纳给房子打好了地基，子文已给房子树起了立柱，现在，只剩下上梁这最后一道工序了。而且，要想让房子最后竣工，就必须由我亲赴西安，面见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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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时间：10月2日（周四）09:00-0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