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风光不再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公开向学大寨运动发起攻击的那一天，陈永贵正在故乡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时他还兼着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一串职务。上午8点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名代表和战友发表讲话。

看着老陈沉重的表情，看着他捧着平时根本不用的稿子，每个与会者心里教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务虚会正开着，报纸的腔调全变了，风向的变化人人都能感觉到。苦干了十几年，眼看就要成问题了。

陈永贵在讲台上捧着稿子念道：“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边该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为领袖最后一次默哀

陈永贵放下稿子，注视着会场，在静静的期待中说道：

“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致哀。”

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闻言不禁一愣。但立刻又明白了。代表们迅速站起，低下了头。许久，话筒中似乎传来唏嘘之声。默哀完毕抬头一看，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

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

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开幕式的会场上笼罩着追悼会一般的气氛，好象是在为学大寨运动送葬。

过了许久，陈永贵才拿稿子，一字不差地照着念了起来。

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委迟迟不肯按三中全会的要求扭转航向。

1979年5月7日，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李喜慎谈形势，劈头第一句话就说：“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大搞农田建设，整修二坡地都已超过去年。”类似这样的抵触情绪随时都有流露，以至于李韩锁不得不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告诫说：“要注意，不要流露不好情绪。同样的言论，在我们这里就要追查背景。”

昔阳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开放集市贸易，也不肯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陈永贵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

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年8月底，在昔阳受到上级的巨大压的情况下，陈永贵才回到昔阳松了口。陈永贵对县委常委们说：“对三全会精神，我的态度不是不明朗，几个决议我都是赞成的。不能上边同意，回来就动摇了。”他说：“我感到这里同志们有点气，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对三中全动的态度。如果提到这问题，那就是说，昔阳没有落实三中全精神，我起了阻碍作用。究竟阻阴碍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恐怕不是。”

有了陈永贵的明确吩咐，昔阳才开始动起来，旧的格局渐渐散架了。

最后一次回大寨

陈永贵在1979年多次回昔阳小住。在中央有新上来的王任重副总理主抓农业，陈永贵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闲下来，陈永贵忽然感到自己老了。64岁的人啦，也该想想后事了。他回到大寨，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很静，往年涌动的参观的人潮已经退去，只剩下萧萧的风声和静静的阳光。陈永贵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长长的列车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向他的脚下。更远处，绿色斑驳的河山伸向天外，悠悠的白云在大地和梯田上投下几片暗影。

陈永贵蹲下，点了一支烟。他的年过五十的邻居贾承栓凑了过来，接住陈永贵递过来的烟卷，点着火，蹲在他身边默默地陪着他抽烟。沉默了一会，陈永贵望着连着天的梯田的庄稼，悠悠地说道；“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

贾承栓不知说啥是好。静默中，只听得背后那片苍苍的松柏林在虎头山顶散发着永无休止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