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口——蒋介石日记1931－1945》 第二集

《塘沽协定》的签定，放缓了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也让双方重新开始战略调整。日军由军事进攻变为分化中国，蒋介石也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变为"为和平尽最大努力"。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以妥协和退让为其特征。避免决战，争取和平成为推迟战争的手段和方式。蒋介石清晰地意识到要取得胜利，必须是国家统一，一致对外。但是长期以来他不是采取求同存异、团结对外，而是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不顾，以武力削平异己力量。使本应对外的枪口首先用于对内，必然引起普遍的反对和抗议。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最终调整了政策，将重点由安内转为攮外。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段时期营造后方基地，联络盟国广交朋友的战略。这些为日后中国的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

张学良秘书日记

张学良秘书日记：“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

"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挤在泛黄的宣纸本上，这一页的右上角清楚地写着"十二月十二日，十月廿九戊辰，晴"。

那一天，中国现代史和一位叫汤宝田的文职军官，同时记录了件大事，后来的人们称它西安事变。

70年后，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汤宝田日记，在上海由东方网首度独家公开。24本由宣纸等装订的日记有近60万字，一天不漏地整整记录了35年。

"下午6时，张（学良）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汤宝田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里，洋洋洒洒2000多字，详细记录了"西安事变"当日的情形。

"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两周之后，1936年12月25日，汤宝田的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叙张学良："下午4时，张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来源于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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