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封闭下溥仪的悲剧人生
2007年11月28日 19:36南方周末 】 【打印

自由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抛。

这首打油诗戏拟的,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名诗,原文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溥仪能够熟读这首诗,他还会有帝王思想吗?我们度过了激情的岁月,对这首诗已经冷淡了,何况远离激情的溥仪?

如果按照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一个个性的解放,那末,溥仪的前半生始终是不自由的,他一直是在社会信息被封闭的环境下度过。加上他幼年极端片面的帝王教育,构成了他的畸形人生。

溥仪的前半生可以归结为三步曲:“我是皇帝,我要复辟”、“我是傀儡,我要保命”、“我是罪犯,我要改造”。他的一生都只能在别人的支配下生活,这是他作为一个末代皇帝的悲剧。作为一个生灵,是他所处的环境毁了他的人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溥仪说他“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看到清王朝(其实是整个中国王朝)中后期帝王、贵族教育的失败。溥仪从小没有母爱,没有父爱,却受着帝王权威的尊崇。年老迂腐的师傅的教育,完全背离了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事实上他又要受到那么多人的管教,养成了他畸形的心理。封闭的教育,使他完全脱离了社会,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由于读书和生活两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后的常识之不足,常常引起别人的惊奇”。满族亲贵(例如他的父亲和弟弟)所受的教育也好不到哪儿去。先辈马上打天下的骑射传统,到了他这一代,早已荡然无存,他甚至没有受到基本的男子汉教育。书中记述他的妹夫康庆对他的建议:“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怀着复辟梦的溥仪,连殉国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缺乏起码的男子汉气概。所谓“卧薪尝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种种说教,完全是一句空话,没有实践的基础。

应该说,清王朝的帝室传统,在历代帝王中还是比较好的。尚武的传统,到嘉庆以后才渐渐消失,但勤政的传统还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由于深宫教育的失败,只有从基层进入内宫的女性慈禧才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活力,统治了晚清近半个世纪。溥仪及其周边的皇族亲贵,一个个庸懦无能,这个王朝的覆灭也就无法避免。但溥仪在师傅们的强烈灌输下,充满着完全不现实的复辟梦想。所谓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类字眼,用在溥仪身上都觉得词不达意。

溥仪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得不到正常的社会信息。他对社会的认识是被扭曲的。他一方面被尊为皇上,接受复辟思想的灌输,一方面他得不到应付危机的教育。书中说,“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的事情,要谈也要经过师傅。”(64页)向溥仪封锁消息,只提供片面的信息,是他周围一群人的习惯手法。他得到的信息是“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对共和”。甚至在他长大,已经到了可以独立思考的年龄,新文化运动已经广为传播,他自己也可以与社会直接、间接接触时,他的成见也已经养成,收到的信息仍然是“人心思旧”。尽管他订阅了二十多种报纸,他的信息处理能力显然是极为低下的。

作为一个年轻人,自然有年轻人的冲动和朝气,但他周围的气氛太陈腐了,根本不可能让他跟上时代的步伐。1924-1925年间,他避居日本公使馆时,正逢二十寿期(虚岁),曾发表声明说:“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但事实上,他一直怀抱“恢复祖业”的野心,把国家看成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私产,完全没有正视在社会上发育起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对于社会上正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更是毫无所知。他无从进行独立的价值选择。

事实上,溥仪在成人之后,由于他少年时代教育的谬误,他并没有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在偷渡前往东北以前,虽然被周边的人尊为皇上,但也一直是周边那些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道具而已。他们并不希望他具有乾纲独断的才华。尽管他也有了“自己的情报工作”,以他的组织才干,自然难有效率。他不能不受到周边人的愚弄。偷渡到东北后,溥仪集团与日本人的谈判,溥仪本人完全是个被人操弄的木偶。郑孝胥和罗振玉的口气是这样的:“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所以,当面临复杂局面的时候,受到信息封锁的溥仪,“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有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找神仙帮忙解答问题。”他从师傅们那里,没有学到先祖们的一点智慧和勇气。他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也就成为定局:“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

溥仪周边的人,还只能弄点欺君罔上的小伎俩。而日本人,对于溥仪,则是直接的暴力控制。溥仪当了“满洲国”执政之后,“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过一次大门。”“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质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反映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日本人对溥仪实施了严格的信息封锁。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时时为生命安全恐惧,得了神经官能症。他只能在自己的宫内作威作福,对日本人惟命是从。他对战局的发展一无所知。他对国际形势、世界形势的发展,更无从判断。他在信息封闭之下,只能是越来越愚昧。

在这样的信息封锁之下,溥仪根本就不知道盟军的政策,也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此,他在战后的辗转之间,为了保命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实例,信息闭塞是如何使人变得愚昧可笑的。

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以后,他作为战犯,没有了人身自由,当然只能接受强迫改造,他受到的信息封闭是罪有应得。这和以前他受到的信息封闭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但对一个人思维的影响是同样重要的。书中说道:“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这一切都曾引发了恐惧心理。强迫教育与人性化管理,最终使溥仪认识到作为末代皇帝所犯下的罪恶,也使溥仪的人生经历,完成了从皇上的虚荣到平民独立生活的大转变。但他是否具备了现代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我的前半生》及《我的前半生(全本)》,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在知识、教训、审美、价值观方面,是一本很好的书。但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专业历史工作者来说,它在文史专家们的指指点点下,在捉刀人的润色之下,或许不一定完全符合溥仪本人的思想境界。我们从书中看到革命价值观的高度连贯一致,恐怕不是溥仪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更愿意读读那本质实一点的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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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宗震   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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