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抛。

这首打油诗戏拟的，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名诗，原文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溥仪能够熟读这首诗，他还会有帝王思想吗？我们度过了激情的岁月，对这首诗已经冷淡了，何况远离激情的溥仪？

如果按照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一个个性的解放，那末，溥仪的前半生始终是不自由的，他一直是在社会信息被封闭的环境下度过。加上他幼年极端片面的帝王教育，构成了他的畸形人生。

溥仪的前半生可以归结为三步曲：“我是皇帝，我要复辟”、“我是傀儡，我要保命”、“我是罪犯，我要改造”。他的一生都只能在别人的支配下生活，这是他作为一个末代皇帝的悲剧。作为一个生灵，是他所处的环境毁了他的人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溥仪说他“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看到清王朝(其实是整个中国王朝)中后期帝王、贵族教育的失败。溥仪从小没有母爱，没有父爱，却受着帝王权威的尊崇。年老迂腐的师傅的教育，完全背离了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事实上他又要受到那么多人的管教，养成了他畸形的心理。封闭的教育，使他完全脱离了社会，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由于读书和生活两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后的常识之不足，常常引起别人的惊奇”。满族亲贵(例如他的父亲和弟弟)所受的教育也好不到哪儿去。先辈马上打天下的骑射传统，到了他这一代，早已荡然无存，他甚至没有受到基本的男子汉教育。书中记述他的妹夫康庆对他的建议：“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怀着复辟梦的溥仪，连殉国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缺乏起码的男子汉气概。所谓“卧薪尝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种种说教，完全是一句空话，没有实践的基础。

应该说，清王朝的帝室传统，在历代帝王中还是比较好的。尚武的传统，到嘉庆以后才渐渐消失，但勤政的传统还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由于深宫教育的失败，只有从基层进入内宫的女性慈禧才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活力，统治了晚清近半个世纪。溥仪及其周边的皇族亲贵，一个个庸懦无能，这个王朝的覆灭也就无法避免。但溥仪在师傅们的强烈灌输下，充满着完全不现实的复辟梦想。所谓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类字眼，用在溥仪身上都觉得词不达意。

溥仪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得不到正常的社会信息。他对社会的认识是被扭曲的。他一方面被尊为皇上，接受复辟思想的灌输，一方面他得不到应付危机的教育。书中说，“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的事情，要谈也要经过师傅。”(64页)向溥仪封锁消息，只提供片面的信息，是他周围一群人的习惯手法。他得到的信息是“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对共和”。甚至在他长大，已经到了可以独立思考的年龄，新文化运动已经广为传播，他自己也可以与社会直接、间接接触时，他的成见也已经养成，收到的信息仍然是“人心思旧”。尽管他订阅了二十多种报纸，他的信息处理能力显然是极为低下的。

作为一个年轻人，自然有年轻人的冲动和朝气，但他周围的气氛太陈腐了，根本不可能让他跟上时代的步伐。1924－1925年间，他避居日本公使馆时，正逢二十寿期(虚岁)，曾发表声明说：“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但事实上，他一直怀抱“恢复祖业”的野心，把国家看成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私产，完全没有正视在社会上发育起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对于社会上正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更是毫无所知。他无从进行独立的价值选择。

事实上，溥仪在成人之后，由于他少年时代教育的谬误，他并没有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在偷渡前往东北以前，虽然被周边的人尊为皇上，但也一直是周边那些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道具而已。他们并不希望他具有乾纲独断的才华。尽管他也有了“自己的情报工作”，以他的组织才干，自然难有效率。他不能不受到周边人的愚弄。偷渡到东北后，溥仪集团与日本人的谈判，溥仪本人完全是个被人操弄的木偶。郑孝胥和罗振玉的口气是这样的：“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所以，当面临复杂局面的时候，受到信息封锁的溥仪，“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有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找神仙帮忙解答问题。”他从师傅们那里，没有学到先祖们的一点智慧和勇气。他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也就成为定局：“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

溥仪周边的人，还只能弄点欺君罔上的小伎俩。而日本人，对于溥仪，则是直接的暴力控制。溥仪当了“满洲国”执政之后，“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过一次大门。”“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质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反映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日本人对溥仪实施了严格的信息封锁。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时时为生命安全恐惧，得了神经官能症。他只能在自己的宫内作威作福，对日本人惟命是从。他对战局的发展一无所知。他对国际形势、世界形势的发展，更无从判断。他在信息封闭之下，只能是越来越愚昧。

在这样的信息封锁之下，溥仪根本就不知道盟军的政策，也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此，他在战后的辗转之间，为了保命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实例，信息闭塞是如何使人变得愚昧可笑的。

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以后，他作为战犯，没有了人身自由，当然只能接受强迫改造，他受到的信息封闭是罪有应得。这和以前他受到的信息封闭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但对一个人思维的影响是同样重要的。书中说道：“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这一切都曾引发了恐惧心理。强迫教育与人性化管理，最终使溥仪认识到作为末代皇帝所犯下的罪恶，也使溥仪的人生经历，完成了从皇上的虚荣到平民独立生活的大转变。但他是否具备了现代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我的前半生》及《我的前半生(全本)》，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在知识、教训、审美、价值观方面，是一本很好的书。但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专业历史工作者来说，它在文史专家们的指指点点下，在捉刀人的润色之下，或许不一定完全符合溥仪本人的思想境界。我们从书中看到革命价值观的高度连贯一致，恐怕不是溥仪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更愿意读读那本质实一点的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