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09年11月13日《财经正前方》节目：人口红利还能派多久

主持人：刘   芳

嘉   宾：郑梓桢   王晓晖

刘芳：人口与经济是个既古老又新潮的话题。说话题古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尔萨斯，大概也是最著名人口论奠基者。早在1798年，他即出版了人口理论随笔，当日他大胆提出世界人口将快速增长，而且速度将远超越食物增长速度，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将带来灾难。然而马尔萨斯错了，在他的人口论出版后，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让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不仅没像马尔萨斯预测的那样持续增长，反而开始下降。但尽管如此，马尔萨斯主义即便是在今天的人口学界，依然有着一批拥护者。说它新潮，直到1984年，美国代表还在联合国教训世界其他国家说，人口与经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然而今天的主流人口界都认为，经济和人口密切相关。中国的人口政策几经大风浪，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结构先不说好坏，肯定不甚自然。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渐渐长大，我发现我周围的同事们，包括我自己，大多数都是小皇帝小皇后。前几天我听见小皇帝们互道节日快乐，一问才知道，11月11日，原来是光棍节。光棍是中国人口比例失衡的重要体现。不过要了解中国的人口与经济，我想还是要先从人口红利开始说起。

解说：今年的高校招生报名人数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呈现多年来的首次下降，人口数字还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舆论开始猜测，是不是人口结构开始变化？与此同时，最近几个月，一些出口加工企业的老板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的订单重新多了起来。但是苦恼也就随之而来，因为工厂的生产线还在，工人却招不进来了。“民工荒”再次被提起。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也再次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郑梓桢（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我也承认，这个劳动力出现了下降，今后也会下降，但是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还是会保持在8亿以上，这么大数量的劳动力，相对中国自己本身而言是下降了，但是相对于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来说，我觉得劳动力是蛮多的，美国、欧洲他们的发展，从来没有依靠过这么多劳动力。

解说：实际上，只要对中国多年来的人口变动数据稍加关注，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多年来，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便是一大笔的“人口红利”。

郑梓桢：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来它就是生育率下降比较快，那么假如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要比老龄化的速度快得多的话，这就会引起人口的结构变化，就会造成一定时期内少年儿童、婴幼儿人口比较少，老年人比较少，这样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就比较轻的这一种现象，对这样一种现象呢，人口学界就称之为一个“人口的机会窗口”，就像一扇窗口打开了，它里边就带来了机会，但是这仅仅是个机会，而在我看来，人口红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这个机会，这个人口窗口里边的机会，要辩证地看。

刘芳：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David Bloom提出，但却是在亚洲有着最显著的体现。除去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日本，David Bloom估计，1965年到1990年亚洲经济腾飞的这段时间里，人口红利贡献了至少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由于政策因素，人口生育率低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大规模老龄化到来之前，低生育率反而让每个家庭的平均依赖比率降低，也就是说，能工作的人多了，老的小的靠人养的相对少。具体说，在中国，人口红利既来自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也来自工业化让更多农业劳动力闲置释放，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不仅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也为工业和服务业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但这样的红利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中国从2004年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开始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从2003年的顶峰2000万降至去年的1100万。中国的人口结构在改变，而人口结构这种宏观大问题其实影响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点滴。

解说：其实中国早在1965到1970年间“人口机会窗口”便已经打开，但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品尝到“红利”的味道。

王晓晖（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真正变成红利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投资了，我们有项目了，有了人，它有地方去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这些人才成为红利，这也是我们和西方的一个比较优势，实际上现在西方呢，他有些事是有人干的，他不让他们干要让我们的人干，为什么，我们的人便宜，而且我们还有足够这样的人，而且质量差别不大，有些工作谁干都一样，只要他愿意干都能干得好，但是你干又比较便宜，而且你的劳动力供应这么充分，那我就选择你这儿，这样我们就把西方的好多活抢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