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其实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喜欢写东西，你不是想当工人吗？

余：就是做了牙医以后，就每天那个面对的那个，而且我们那个牙医，牙科医院，农民们不叫我们那个医院叫那个医院，叫我们牙齿店，完全把我们作为一家店一样的，当时我们那个县城也就是一万多人，所以它的，我们的客户主要是，用现在时髦的话叫客户，就是病人主要就是那个牙医，主要就是那个农民。

记者：农民。

余：主要是那个农民，所以农忙的时候是很清闲的，当时很年轻嘛，还不到20岁嘛，就想，难道我就一生就在这过去了，一生就拔牙了，所以当时就特别羡慕在文化馆那些工作的那些人，就整天在那个大街上那些游荡，所以我呢就那个，有一次我就问文化馆有一个朋友，作曲的，我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上班，他说我们在大街上这样走来走去也是上班啊，哎呀，我想这个工作我也喜欢，然后我就向他讨教，怎么能进文化馆。他就告诉我，就是作曲也可以，绘画也可以，写作也可以，你只要那个取得了成绩以后，就有可能调到文化馆。然后我一想那个绘画和作曲太困难了，必须，必定，肯定是要从头开始嘛，只有那个写作，虽然那个考大学没考上，但是文革中也没有好好学习，但是也认识了大概有四五千个汉字了，我估计那时候最多认识那么多汉字，然后就开始那个写小说，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就是很多中国的那些批评家们表扬我，说我的语言简洁嘛，我告诉他们是我认识的字不多，余华拿来自嘲的这种简洁的语言方式，日后被文学评论家赞誉为“零度情感叙述”方式。而当初无论是出于对文学的真心喜爱，还是仅仅为了能够摆脱牙医职业，他开始努力尝试着写作。

余：当时也处于一个很好的时代，就是你给一些文学刊物写稿子，不需要贴邮票的，剪一个角，我写完稿子以后，我是一个胃口很大的人，先寄《人民文学》，上海是《收获》，北京是《人民文学》，退下来以后然后再降一下，《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就类似这样的，那个就不断地寄稿子，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我们家住在一个，一个那个，就是有围墙的一个院子里面，连我父亲都知道什么是退稿，什么是有希望的，只要是一封很大的信封，从围墙外边扔进来，我父亲就跟我说，退稿来了。扔进来一封很轻飘飘的信，我父亲就说有希望了，就那个时候。后来当然由于退稿多了，然后就是慢慢降了，然后就是什么新疆的呀，什么那种内蒙的刊物也去了，所以刚开始那个野心很大，想要好的刊物，所以我说，经常说是，当年我那些退稿所走过的那些城市，我一生都跑不过来，太多了，什么城市都去过。

经历过一次次失败的打击，余华的努力终于有了回音。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在一个清晨不期而至。

余：改变我命运的是那个83年11月，冬天了，接到了一个电话，当时我们电话还是手摇的，不是现在那种程控的，整个我们海盐县只有一个总机，就是我们县邮电局，邮政跟电信还没有分开，然后那个挂长途电话，从北京挂，当时是《北京文学》给我挂了一个长途电话，上班就开始挂了，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挂通了，你知道吗，就是从北京挂到海盐，当时我们电话就放在我们牙齿店挂号的那个地方，…我以为就是我们镇上的过去的同学打来，我过去接，结果是我们那个总机的声音，说是，一个女孩的声音，说是你有一个北京的长途，我当时心里面一阵狂跳，知道好事来了，我拿着电话又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多，还不到一小时，因为可能那时候线刚到上海呢，还要等这段再空出来以后再才能插进来，这期间有好几个电话打进来是找我们单位别的人，我在那儿勃然大怒，我说不许你们再打电话进来了，我在等一个中央的电话，就跟他们说，因为北京就是中央嘛，终于就是当时周雁如，就《北京文学》那个副主编，十多年以前她就去世了，然后她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让我到北京去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