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的十字路口

文 □ 特约撰稿员 杨素（发自台北）

一连串针对“第一家庭”的弊案，让民进党与陈水扁的声望被打到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不但攸关政治前途的民代与新生代怨声载道，越来越多的深绿人士，包括先前主动退党的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在内，主动炮打党中央，更让长期以来一直相信民进党较国民党更有正义感、更民主进步，更能带领台湾向上提升的知识分子为之黯然。

成立迄今20年整的民进党，曾经挟批判精神与改革气势，以正义和民主为诉求，带领着长期被国民党压制的各股社会力量，冲垮了似乎万年不动的国民党王朝。但为何这样狂飙的改革力量，会如此承受不住历史与社会的考验，执政短短六年就衰弱至此？

正如民进党前文宣主任陈芳明所言，被民进党形容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垄断权力长达半世纪以上才鞠躬下台；自称追求“清廉”的民进党政府，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惨境。这种强烈对比，对持有改革理想的知识分子构成极大伤害，也使信仰政党轮替理念的民主支持者产生信心危机。陈哲男案与赵建铭案的爆发，更已经证明民进党执政路线偏离社会期待，偏离当初的建党精神，价值翻转如此迅速，已成为最大的历史嘲弄。

解严组党直接选举

台湾民主改革发端

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9月28日，但在此之前，台湾各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威权戒严，钳制人民自由与权利的声音，早已逐渐萌发，只是当时无法组党，统称“党外”。当时的党外势力集结了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士，绝非单纯的台独人士而已，有强调清廉、公平的中立人士，也有主张原住民与弱势族群权益的社运分子，甚至有主张台湾放宽心防、与中共恢复正常关系的统派人士。

这些力量一度长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钳制，以至不时引发冲突，例如发生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因为一场集会游行，诉求民主改革的活动，引发警民肢体冲突，结果导致多人入狱，甚至施明德等人被判死刑，日后统称“美丽岛世代”，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人则是冒着压力为“美丽岛世代”辩护的律师，这批“美丽岛律师团”也因此成为如今民进党的主干。

当时这些政治议题不断发酵，核心关键在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未能随经济成长而适度开放，所以党外人士不断以改革为号召，强调社会必须建立起民主的力量。国民党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也深知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于1986年提出六大政治改革议题，其后一连串的政治改革措施积极展开。蒋经国在执政晚年，施行解除戒严、通过“集会游行法”、“人民团体组织法”、“中央民代自动退职条例“等重要法案。

其中民进党组党无疑是台湾政治自由化的重大转折点。在蒋经国的默许下，虽然有军方要求取缔的压力，反对党仍在党外人士的刻意冲撞下于台湾正式成立，当时132位与会人士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签名发起建党，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同年年底“立委”选举，民进党得票率达24.78%。

1987年夏天，蒋经国更进一步展开改革的动作，宣布台湾正式“解严”，解除报禁和党禁，结束了台湾长期以来的军管状态。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主政初期，延续蒋经国的改革方向，陆续进行了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举行“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全面改选等改革。而民进党则在改革议题上跑得比国民党更快，尤其重视社会性议题，争取扩大支持群众。由于民进党长期与农民站在一起，打造了捍卫各种弱势者权益的形象，日渐壮大，与长期执政而傲慢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

在政治议题上，民进党则一步步争取普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利。例如1989年，民进党中央党部即以“总统民选”及“声援许信良”为诉求，发动大规模群众游行。当年立委选举，得票率也提升至28.2％。1990年，民进党跟着发起大规模的“全民反军人组阁”会师游行，同时民进党新生代更发起数万人规模的学运，反对“国会”自肥与“万年国会”延续，即所谓“野百合三月学运”，其中的抗争主力分子，如罗文嘉、马永成、郑丽文、林佳龙最后纷纷在政坛崭露头角，形成民进党第三波的“学运世代”。

民进党随着长期与社会团体结合，深知如果采间接选举将无从突破国民党掌控的地方派系势力，因此改而放弃内阁制诉求，强调“票票等值”的美式民主价值，主攻台湾领导人必须由人民直接票选，比国民党最先推动模仿美国选举人团采取的“委任直选”更具民粹与煽动性。

直选方式在李登辉裁定国民党应起而效尤后，成为具有高度政治道德性的主张，更使得民进党“民主”、“进步”的诉求逐渐获得中产阶级认同，因此不但支持度一举突破三成，长年来在“立法院”受到言论免责权保护、问政犀利、以揭弊为诉求的陈水扁，终于顺利挑战台北市长成功，成为民进党政党轮替的先声。

而此时李登辉为与国民党残存势力斗争，决定联手金权与地方派系力量，使得他原先继承自蒋经国的形象与政治遗产一波波地丧失。李登辉固然借着黑金势力与民粹炒作出的本土路线雄霸政坛，甚至威胁到民进党的存在，但相较之下，国民党的形象却一落千丈。

台湾知名学者周阳山就曾感叹，从李登辉主政开始，台湾经历几十年漫长的地方自治、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艰辛历程才奠定的民主绩业，被民粹领航人视为均不足惜，而且可以随时推倒、再建，终于导致了民主的困境。只是无论李扁，这些民粹领导人却终将明白：在民意变动不居的大潮下，他们自己也终将随波而逝，最后不知所终。在李登辉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衬下，民进党为自己塑造了创意、活力乃至廉洁、正义的道德形象，扫黑、反买票、反财团更成了民进党的护身符。陈水扁借着在台北市执政、媒体聚焦的机会，全力宣传他挑战特权的公平公正形象，使得民进党逐渐在文宣战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并使其执政的县市快速增加。

此时对民进党而言，媒体是建立形象、反对国民党权威的共同战友，因此长期以来对各种保障言论的行动相当关心，更一直与媒体一道站在反对执政者、监督弊案的立场。1989年，郑南榕因为出版党外杂志遭国民党逮捕而自焚身亡，为民进党维护言论自由的行动披上了一层神圣外衣。所以在台湾威权转型的关键时刻，台湾言论的尺度在在野党争取下大幅增加。

在这股正面力量的影响下，民进党终于在2000年连宋分裂的基础上，看到了藉中产阶级支持而击败国民党候选人的曙光。以政党轮替为核心的论述中，连战的家财万贯，与宋楚瑜困扰于家族拥有巨额账目的兴票案，都反衬出三级贫户的陈水扁人格“廉洁”的重要性，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提出“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沦”的诉求为陈水扁背书，在国民党非走开不可的气氛下，民进党在成立15年后终于让执政美梦成真。

改革梦碎

理想和现实的十字路口

陈水扁上台后，曾经与台湾民众有段蜜月期。尤其民进党长期提倡尊重弱势，为政治受难者平反，追求社会福利与公平的正面形象与期待，更让陈水扁上台后声望一举冲破七成。但没想到在民粹政治持续操弄、民意凌驾一切的民粹氛围下，陈水扁轻忽诚信、原则与宪政的弱点迅速曝光。只是由于台湾在野党欠缺胆识，泛蓝虽在“立法院”为多数党，却担心遭受解散而不愿提倒阁案，要求陈水扁正视多数民意，所以陈水扁的声望虽然迅速掉落，却一直能得过且过，以弱势“国会”的劣势拖了下去。一个缺少权力监督的执政格局也就此形成。

为了增强与国亲抗争对决的实力，陈水扁先是选择了与基本教义派靠拢，凝聚地盘与实力；其次则以权力为考虑，综合金权、正式权力及非正式权力，反击在野党的进逼。结果与李登辉时期如出一辄，“内阁”迅速变成了斗争与酬庸的工具。加上“中华民国宪法”于李登辉执政12年来，历经7次重大修改，导致台湾在政治上没有使政府稳定运作的基础，局势从此一落千丈。阿扁也开始习惯于把责任推到在野党野蛮、杯葛，或是政府体制不佳等因素上，就是忘了检讨自己的问题。

另一方面，执政后，媒体转而要求监督陈水扁政府，让原本是媒体宠儿的民进党相当不适应，纷纷提出统派媒体、收买说等看法，用来解释为何媒体不再友善。当媒体多次惊爆机密资料、直击民进党形象时，民进党政府竟然多次控告媒体，最后还企图以行政力量施加影响，欲迫使TVBS等媒体因疑似有大陆资本介入撤照查办，完全背弃了当初所谓坚持捍卫言论自由的理想。

尤其为了替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打好基础，陈水扁忘了原先打倒黑金派系政治的承诺，反而去挖动国民党的派系力量与之结合，以扩大自己的实力。而当年的在地方政治上回归民主原则、落实基层民主、打破少数人把持地方政治的理想，早被完全放弃，政治与派系在地方挂钩的混乱情形，反倒变成从中央到地方有心人牟利的最好场合。

同时，为了稳住政商金脉关系的支持网络，陈水扁复制了国民党执政时期产生的党国资本主义，以权力网络逐步吸引金脉，再以所吸金脉布线巩固权势，形成“以财养势、聚势敛财”。上从“国政顾问团”，下到各类挺扁企业，“第一家庭”与“总统”亲信与财团的关系密切，早已欠缺分际。结果，这一番“第一家庭”弊案，不但揭发出接近权贵者的贪婪与欠缺自制，更突显了在政商关系混乱的情况下，“包山包海”的事端如排山倒海而来。

媒体指称，这种弊端俨然成了台湾版“裙带政商资本主义”，令民众愤怒厌恶。民进党人士范振宗甚至提出了“一妻、二秘、三师”的批判，质疑大批人士聚集在台湾领导人身边，阻断了“天听”，紧接着“第一女婿”被收押，“第一亲家”五人遭约谈，都让民进党苦心经营的形象毁于一旦。

尤其民进党精英在兵荒马乱之际喊出了“巩固领导中心”，更让人瞠目。这原本是国民党当年最常用的口号，并为民进党所批，民进党原来则为吸引年轻选民，向来以党内民主、大鸣大放为原则，如今却是和稀泥，希望先渡过当前领导者面临的难关再说。却不知道在没有民主、看不到进步的民进党内，创党的精神与道德诉求还剩什么？民进党已经不知不觉，进退两难。

事实上，这种困境不是没有人预见，除了在野党的批判外，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原本今年初力挺新潮流系的翁金珠角逐党主席，就是想要摆脱陈水扁主导的权力布局，不让游锡成为陈水扁在党内的代言人；无奈民进党还是选择了有实权的陈水扁，徒留林义雄要求“第一家庭”绝不插手并退出公务、人事的直谏。如今，这些谏言悲哀地一一落实。其实陈水扁曾经有过许多好机会，可以走出新格局，让民进党执政成为新的英雄传说，但如今，在媒体的围剿下，陈水扁在离下台还有两年的时间就不得不下放权力，算是最后关头的危机控管，避免无止境的追击伤及根本。

只是赵建铭戴着手铐步上囚车的那一幕，无疑是台湾民主史上最悲哀的一个画面，诉说了一个政党数十年的努力，最后可能会毁在一个与政党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关系不那么密切的人手上，更让陈水扁创造的阿扁传说终于乱了音调，打倒黑金政治的努力终究被证明是徒劳无功。不过另一方面，能让如此身分的权贵接受司法调查，证明台湾司法改革与言论自由，在几十年的努力后，终于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所以这一连串风波或许会让台湾知识分子的做梦能力遭到剥夺，让许多把青春理想寄托在民进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人士感到失落，但是所幸，在这场沸沸扬扬的弊案尘埃中，台湾毕竟民主制度已然建立，博弈机制已经形成，国民党或民进党谁能先从梦中惊醒，再次点燃改革之火，谁就能掌握未来台湾政坛发展的脉动。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17期（总2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