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2000年底应邀加入凤凰卫视。从1999年开始作为嘉宾参与凤凰卫视刚创办的时事开讲节目，2000年凤凰卫视筹办资讯台，需要一批专职的电视评论员，我于是成为首批三名评论员之一，另两位是曹景行与阮次山。与凤凰的结合，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从凤凰来说，1996年在香港开办，一开始并不突出，逐渐开始引人注意。香港聚集了许多来自两岸三地与海外的媒体人才，又是大中华区办媒体最方便最自由也是法治环境最好的地方。我长期在香港的《文汇报》工作，熟悉平面媒体的采访与评论，后来又在亚洲电视台主管网络新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对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情况都有认识，为凤凰卫视所需要，而我也希望在一个面向全球华人的新的卫星电视台做评论，能有更好地发挥。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天时地利人和都齐备，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1997年香港回归，大中华地区和海外华人都需要面向华人的电视新闻与评论节目。

今传媒：您曾说过自己“对时事的兴趣是早慧，某些方面却是晚熟的”。早慧怎么表现出来？晚熟又表现在什么事情上？

何亮亮：所谓对时事政治的兴趣，确实是早慧的，现在我还保存着小学6年级自己手绘的报纸《小小日报》，内容既有国际国内大事，也有学校与家庭的消息。15岁时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到社会上参加“造反”，创办“红卫兵通讯社”，现在还保留了一部分新闻稿，其内容大部分是抄录自街头的大字报，也有一些是自己采访的本地“文革”动态（主要是派性斗争与武斗消息）。在农村当知青，不惜步行数十里到大队部（现在的乡政府）看报纸（省报、《人民日报》与《参考信息》）。1971年底进工厂，业余时间大量读书，每天以日记形式写国际时评。所谓晚熟对时事的兴趣并非出于功利的目的，但后来却成为自己的事业。

今传媒：您参加了很多重大事件的直播节目，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莫斯科人质事件、中共十六大、台湾地区的多次选举以及许多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评论。在直播这些节目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何亮亮：最大的感受是，在一个突发事件发生时，作为评论员，仓促上阵，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判断。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很快就判断出萨达姆政权毫无反击能力，所谓共和国卫队根本不堪一击，这是建立于对当时伊拉克的基本了解，即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不得人心，他不信任自己的将领，将领也不效忠于他，伊拉克民众固然不喜欢美国，但也不喜欢萨达姆，所以美军攻来，萨达姆政权树倒猢狲散是必然的。当时内地媒体盛传伊拉克将对美国发动“地雷战”、“地道战”、“巷战”都是捕风捉影，完全没有从伊拉克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平时的积累，没有对国际大势的基本判断，就无法对突发事件作出准确的客观评论。

今传媒：大陆和香港传媒，因为制度层面的原因，存在一些差异，可不可以结合你自己的感受谈一下差异的具体表现和各自的优劣？

何亮亮：香港和内地媒体确实很不一样，各有千秋。香港媒体形式上几乎全部是民营的，一直在高度自由的环境中运作，但是自由不是绝对的，媒体的老板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生意考虑，报什么、评什么，绝非编辑记者作者可以完全自由发挥的。香港的媒体可以比较自由地报道和评论内地的事情（有时是胡说八道），但对香港内部的事情，特别是牵涉到大财团的新闻，就非常谨慎，惟恐得罪大富豪。香港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很多，而政府对于媒体的批评有免疫力，也就是往往你管你批，我管我做。不过媒体对政府的监督还是很起作用的，政府也善于对媒体区别对待，善于利用媒体发布消息，或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对某些媒体倾斜。

内地媒体人才济济，市场也大（以人口比例而言，应该是世界最大的媒体市场，而媒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内地媒体全部是公营的，有相应的管理体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媒体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非政治领域如娱乐、体育、股市等方面受香港媒体影响很大。香港媒体发达，民众表达意见渠道多，因此网络民意只是民意的一部分；而在内地，网络是民意的主要表达渠道。

今传媒：我们看到，您不仅担任着《凤凰卫视》“时事亮亮点”、“腾飞中国”的主持人，参与“时事开讲”及“时事直通车”的评论工作，还常常参与突发事件直播的评论，您怎么保持如此鲜活的思想和锐气？

何亮亮：我确实已不年轻，然而因为长期以来对世界、对中国发生的大事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具有对新闻高度的敏感。香港是一个消息传播很多、很快的地方，最新的书籍和电影同步会在香港出现，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与互联网时代，这一切都给我带来了便利，也形成了刺激，这是心灵年轻、思想保持锐气的前提。

今传媒：您认为一个合格的电视评论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何亮亮：首先是要有哲学头脑。过去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至今受用，但这不是唯一的精神资源；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是王阳明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对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与思考都有莫大的帮助。

其次是要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如果以文字的形式出现，需要好的文笔，这方面古文的底子很重要。人们都知道金庸，也就是查良镛先生，他在担任香港《明报》社长时每天撰写一篇社论，其中有不少佳作，可见好的文笔既可写武侠小说也能写社论。如果是在电视或广播做评论，则需要较强的口头表述能力，要能言善辩。

第三是要有广博的知识，尽可能涉猎各方面的事物并且知道如何寻找资料，要有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有好奇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今传媒：据我所知，您在工作之余，还写出了多本畅销书，如《八面来风——香港媒体面面观》、《江泽民时代》、《中国新总理朱镕基传》、《俄国新总统普京传——从克格勃到叶利钦的接班人》、《汪道涵传》、《第三次海湾战争》、《解密香港廉政公署》等，多次荣登海内外的书籍畅销榜。您日常工作那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写书？

何亮亮：评论员如果不写书，大概很难说是称职的。我写书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应约而写，如《八面来风》、《汪道涵传》和《解密香港廉政公署》；第二种情况，是自己想写的，如《江泽民时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的，当时海外不太了解江泽民和他所代表的中国时代。1997年海外开始关注即将出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我对这位“铁面宰相”也很有兴趣，于是搜集资料，到湖南采访，与一位上海的朋友合著了《朱镕基传》。但在当时和现在，没有人能够为了写传记而采访到朱镕基，只能根据外围的采访和资料来写。据说朱镕基不看有关他的传记（据我所知，中文的朱镕基传记应该已经有六七种了，都是海外出版的）。

2001年普京准备竞选俄罗斯总统，当时全世界都不知道这个小个子是何方神圣，我对这个来自克格勃时代总统也很好奇，搜集了各种资料，在美国的一家中文出版社出版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普京的传记。我对普京的分析，包括普京受到列宁格勒文化的影响、苏联时代的教育、克格勃的经历以及个性、圈子的分析，尽管是初步的，但站得住脚。

写传记，能够采访传主当然好，但是传主可能影响作者；无法采访传主，也有助于作者保持距离，能够更客观冷静分析传主的心理。不过写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可靠的资料还是太少，官方的档案要若干年后才会开放，所以近年来我反而不写这类书了，以后还有机会。我觉得写传记，特别重要的是传主童年至青年时代的家庭背景、社会与时代背景以及心理、性格的发掘，这方面有待有志者的共同努力。

今传媒：您认为自己做过的最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什么？

何亮亮：能够在一个面向全球华人的电视台做评论节目是最值得自豪的。去年11月我在电视评论与文字评论都提出“中国军舰应该到亚丁湾护航”，之后两个星期这一提议成为现实。当然中国军方不是因为我的提议而作出这一决策，但是我在媒体首先作此呼吁，产生了社会影响，为军方决策提前提供了舆论支持，因而受到好评，也是可以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