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多方合力

记者: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一系列的经济连锁反应。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我国文化产业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刘长乐: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谓危中有机。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克服风暴，怎么样在危机中寻找机会，对发展文化产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原料，不需要更多的成本追加。

文化产业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之后可能会有较好的机会。借鉴他国经验来看: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一落千丈，政府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指标，伴随着文化产品的输出，也传送了文化软实力。像卓别林、米老鼠、唐老鸭等风靡一时，经久不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日本和韩国。在恢复经济时，两国都把文化立国和文化突围作为他们的复兴之本，事实证明这种举措卓有成效，比如现在青年中普遍的哈日、哈韩现象。

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危机中应寻找机会。目前大家对金融危机的关注非常迫切，那么现在凤凰做的节目也应该进行调整，以满足市场和受众的需求。我们用若干个评论员连线全球各地的记者报道，过去股市分析主要关注上海和香港，有时也关注美国，欧洲、日本等很少关注。现在则是每天全球股市步步追踪，每一个开股时间都有节目来专门介绍，事实证明我们的财经节目收视率提高，这也相应会带来广告投放的增加。

记者:您带领凤凰发展这些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是创意的产业，怎么理解创新对文化产业的作用？

刘长乐:在禅宗故事里，一个老和尚问小和尚:“如果往前走是死，往后退是亡，你往哪里走？”小和尚回答说:“我往旁边走。”“往旁边走”，避免的是死亡，开辟的是生路。这是对创新的一个生动阐释。对创新的理解，应该是全方位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理念和思想的创新。同时，创新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重新认识，将传承久远的文化，剥去沧桑斑驳的外壳，让它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这其实也是一种创新。

我们目前最大的弱势就是定义文化的弱势，文化产业恰好强调生产不同的东西。所谓定义的能力，就是创造的能力、创意的能力，与此对应的是模仿的能力和抄袭的能力，平面设计、流行音乐、电子游戏都是目前市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应该设法在这些创意上加大力量，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专门奖励这些领域的杰出创造者，适当地结合信息工业，要在文化产业领域想方设法地制造我们的“靓女”，也就是我们的文化产品。

记者:您去年在政协提案中建议，将发展文化产业定为国策。您认为发展文化产业我们应从哪些方面着力推进呢？

刘长乐:无论从规模还是前景来说，文化产业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建议将发展文化产业定为国策，意思是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到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科技就是生产力相同的高度和力度进行布局和实施，以形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完整格局。在方向上应该从大处着眼，有大理想、大目标，放眼世界文化领域。有分割和重组世界文化产业结构的抱负和气魄，做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用一种大智慧和大生气选择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首先，完善和修订切实有效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生产经营等有关方面逐步加强机制建设，对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经销、出口实施系统性扶持。其次，可以考虑建立真正拥有权威、有执行力的跨部门的文化产业管理机构，指导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层层递进，形成合力，争取国家预算、动员社会资金，实行优惠政策、避免业务重复，加强信息交流，保障事业发展。再次，建立多元、可靠的融资体制，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加文化产业发展资金，建立各种专项基金，如文艺产业振兴基金、广播电视发展基金等，提供优惠贷款和政策性融资。最后，建立文化产业专门人才培养机制和奖励机制。效仿韩国的文化产业政策，灵活处置，把一批可能成为社会负担或不稳定因素的文化产业潜在人才加以培养，培训国际化人才，造就大师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