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害怕一个有权有势又有钱的朋友，只要我们了解这个人，知道他的性格，晓得他的行为模式，明白他在任何情况下的标准反应。明了这一切，不只可以避免激怒他，惹起彼此之间的冲突；甚至还可以因势利导，在与他和平相处之余替自己得到一些好处。同样的常识也可以应用在国际关系之上，最可怕的不是财雄势大的核武国家，而是高深莫测、不按牌理出牌的国家，因为人们不知道它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那么，中国又是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呢？

2007年最后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以“China　Now”为封面专题，预告2008年将是中国的年份。这类说法，我们早已见怪不怪。撇开今年的北京奥运的大舞台不谈，中国的崛起早就不是新闻了。从几年前中国将成为惟一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强权的预告，到去年有人干脆断言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这些说法一个比一个夸张，也一个比一个令外国人感到疑惧。在正打得热火朝天的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战里面，中国也是个重要话题，几大热门人选不约而同地表示要和中国找到共处的方式，叫选民不用害怕，更不要夸大中国的威胁。问题是这些呼吁本身正好反映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人而言是一种多么普遍的情绪，否则政客们就不会在这点上做文章了。

中国政府一方面把“和平崛起”的国势走向分析换成了“和平发展”；另一面则不惜“示人以弱”，在各种场合对外述说中国内部面对的问题。其目的当然是要让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必担心中国有争霸的野心，因为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大串令人头痛的问题排着队，又哪来的空暇和余力去逞强呢？结果这条策略奏效了，不少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等各式各样不足为外人道的困难。所以《新闻周刊》的著名评论家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才会劈头就说中国是个“脆弱的超级强权”。但这又衍生了另一种担忧，那就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会不会衍生为外在的威胁呢？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是很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专家，现任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所教授。去年她出了一本颇受好评的论著，书名就叫《中国：脆弱的超级强权》。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一方面举出大量例证，说明中国绝非一般中国威胁论售卖者说的那么强大那么可怕；但同时却又指出中国林林总总的内政问题正是它成为潜在威胁的原因。谢淑丽教授主要的理由是这堆层出不穷的内部困难不断挑战着中国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底下，任何外部事端(例如台海生事)都极易触动中国政府，使得它不惜与他国开战，以求保卫政权的正当性。

虽然不能说这是美国学界和政坛的共识，但谢淑丽的观点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而且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闻周刊》最近刊登的中国专题就几乎完全照搬这套说法，成了谢淑丽一书的媒体普及版。中国威胁论发展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转变。第一个阶段是片面夸大中国的竞争优势和庞大潜能，把中国描绘为一只很快就要吞噬全球的巨龙。为了响应这一阶段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和民间(包括学界与传媒)做了很多工作，一边反复提倡绝不称霸的“和谐世界”观，一边坦诚揭示自己面对的内部困扰。可是到了第二阶段，中国的“脆弱”反倒成了别人害怕的新理由，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做才好？要怎么响应才能消解不利于中国发展的新版中国威胁论呢？难道又要反过来强调中国国情安稳，海晏河清，政府的管治没有一丝问题吗？

当然不，我们应做的就是继续开放的姿态，敞开肚皮给人家看。解除境外媒体的采访限制就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做法。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备受外敌压迫的东亚病夫了，它不须玩弄虚虚实实的游戏。做一个大国，就得尽量开放，因为最可怕的莫过于对着一个你知道它很强大但又不知其深浅也不能准确预测其行为的国家。

除了让他人得到足够而且正确的国情讯息，更重要的就是“稳定”了。所谓“稳定”，指的不只是社会和政府管治能力的稳定，更是一切行为模式的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台湾问题上像谢淑丽所说的那么让人畏惧并不是坏事，因为重点不是完全不教人担心，而是令人知道我们的底线，令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准会触发让人畏惧的局面。就以这点而言，中国政府目前做得很正确。

可是行为模式的稳定还包括了更深更广的层面。我们应该让人了解中国的“既定政策”是真真正正的“既定”，一切皆有规则可循。大至最高执政当局的权力交接，小至商贸往来的制度环境，没有飘忽可疑的人治阴影，只有清楚可见的规律遵从；没有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所带来的无所适从，只有明晰的权责分配与系统的决策程序。这一切本是多年来大家对中国内政的基本要求，但在中国变得如此巨大如此有影响力的今天，它甚至也成了让国际社会安稳的条件了。

(文本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为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