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凤凰卫视的当家评论员，曹景行在屏幕上滔滔不绝，但对他而言，读书人才是真身份，这一传统他从他的学问家父亲开始继承，在大学和社科院的“寒窗”十年得到光大，最终给他的媒体生涯灌注了无尽的动力。岁月变迁中，他和书聚散离合，用他的话说，书有时成了一种累赘，这些“累赘”最终分散在他上海、香港、北京三地或简陋或充裕的书房里。

北京书房 最“没派头”

曹景行北京的书房可说是最没有派头的了。没有书架，地上摞着高高的几堆书，连窗台上都堆上了书。但是它却在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中。兼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曹景行，住的地方离万圣书园只有几步路。每个月，他都会为自己的书堆增添几十本书。

“做新闻太苦了，知识永远不够，不断有新的领域，不得不去接触”。他说。比如最近大家关注的艾滋病问题，他做新闻节目，也不得不去读一些相关的科学书。

不过，在这些“不得不”的背后，曹景行的职业兴趣已经和他的个人爱好融合在一起了，他说自己完全是出于兴趣去看书。即使不做新闻行业了，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读各方面的书。

最近他刚读了《白宫发言人》，讲的是白宫媒体发言人的故事，有意思的是，书里白宫发言人经历的事情，曹景行曾经做过新闻评论。

不存在的书房 乱世中与书聚聚散散

回到过去，其实他的所有书房中有一个是最大的，那就是那些失散的书组成的书房。

曹景行的父亲是和鲁迅同时代的著名学问家曹聚仁。但从小父亲在香港，他对父亲的接触就是其留下的几千册书。曹景行从小就不爱运动，就喜欢坐在父亲大书房的地上，把书像积木一样堆在身边，一本一本地翻看着。

因为父亲的缘故，他还幸运地读到一些很罕见的书，一本果戈里的《死魂灵》钢笔画版成了他的童话书，这是上世纪30年代鲁迅等一批青年木刻家把世界各地的名著木刻出来的一批书。

可惜的是，因为时代动荡，童年时期的书留下的很少了。他父亲的藏书在战争和“文革”中被一批批地毁去，失散、抄走。

“书是很脆弱的，我和父亲都是这样，在乱世中和书聚聚散散。”

“公家”书房 一捆捆地读书

乱世也许会带来一些特有的读书经历。在曹景行的读书生涯中，在农场的读书生活最为令他怀念。“文革”下乡时期，曹景行在农场里发现了内部发行的《丘吉尔回忆录》，“我们农场的级别比较高，很多书放在厂部的宣传部可以借来看”。一借一还还借出了别的东西，他认识了当时在宣传部工作，现在成了他妻子的图书保管员。

最快活的就是值班时间。当时不用干什么活，青年曹景行在身边放了一把保卫财产的枪，坐在值班室里一捆接一捆地读借来的书。除了《丘吉尔回忆录》之外，他还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聊斋》、《水浒》、“四书五经”等。《二十四史》是以每周一个朝代的速度读完的，每周借书都是成捆地借来看。“因为当时要批林批孔，所以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们‘文革’之前还没读过这么多古文，因为批孔反而给了我们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

上海书房 抄书改变人生

“幸福”的农场读书时光一直延续到曹景行读大学和社科院的十年“寒窗”。

在当时他养成了边读书边做笔记的习惯，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做了两个鞋箱的卡片。比做笔记更绝的是抄书。他从老师家借来了国内惟一的《光荣与梦想》第一册，完完整整地抄了下来。这本书成了他读美国当代史的启蒙书。另一本抄的书是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的《二战史》，这本书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二战的看法，用曹景行的话说，“这是那种看完了会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书”。

抄书给人带来的深刻印象和读书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抄，不光是激情，还是一种承受能力”。这种“承受能力”诞生的另一个成果是他在一年内，啃完了英文版的《世界通史》，不仅他的英文基本过关，也形成了宏大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后来没有什么书能像这三本书一样成为改变人生的重大起点。

现在他上海的书房是所有书房中藏书最多的一个。只是此后，等他有钱可以买很多书的时候，却再没有了像农场和学生时期那样的“快乐”读书时光了。

香港书房 牺牲了读书时间

“我到了香港以后，开始正式打工，最大的损失就是看书时间。”

从《亚洲周刊》到凤凰卫视，从纸媒到电子媒体，共同的一点就是读书时间被压缩了。有了互联网之后，读书时间更加被边缘化。曹景行每天得有两三个小时上网浏览，加上看报刊杂志每天占到生活的6到8个小时。他回想起来，甚至自己看书最多的时候竟然是在飞机上或机场候机时。“要工作、要看报纸、看杂志、写作、改稿子，除了周末之外，看书只能成了抓空隙看了。”

曹景行香港的书房也很大，但香港市场上的书却很有偏见。香港的书店位于闹市，曹景行也买过不少和中国当代史有关的书，但和旅游、算命、烹饪等实用书相比，学术和文化类的书却很轻易地就被挤到了角落。

总结起自己各地的书房，白发的曹景行笑着说：“人家狡兔三窟，我也在三地分设书房，正好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需要，形成自己不同的书房，都不成规模，都很乱，但都是自己离不开的地方。”

文章来源: 新京报 采写记者：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