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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访问了上海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同年6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现住蒙自西路41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撤销了。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55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正式接纳为第159个会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江涛获91公斤级第五名。1997年，67岁的余吉利结束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余吉利，一个念头愣愣出现：假如中国拳王几十年的欠薪被忘记，对我们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那么今天民工们拿不到欠薪也就没什么稀奇，那只是我们传统的因循。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77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讯。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同事，请他们出具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被迫再次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是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公安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
奔走还在继续，至今还没有什么结果。
我最不会安慰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尴尬间，想到余吉利一生遭遇都是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我不由转了话题，“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我突然想起听过的另一个“香港故事”。二嫂告诉我，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创作室优雅小教堂建筑的顶楼隔离室里，自缢身亡。后人提起创作室，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无人再提张国良。
这个香港故事，我没有讲给余吉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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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林
编辑：
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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