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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母亲还在等待儿子归来。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1966年的“文革”，又迎来1976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有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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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这样的前景，他实在不甘心。
1979年，整个局势在松动，49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作了个决定，闯出一条活路来，他跑到青岛开始教拳，只要有口饭吃，能自由，就满足了。作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擅离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是个民间气息很重的地方，会竭力维护一点私人领域，你大可判其为“俗”。也正是这点俗，使它总是能顽固给自己保留一些正统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现可能，人们就会绕开严肃话题，去尝试，去小心推动这点想法的实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是一个例证。
上海精武会是中国最早的体育民间社团，始建于1910年。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其前身精武体操会。最早将西方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中国。1922年，陈公哲在上海横浜桥福德里觅得空地，以会员集资，建造精武中央大会堂。1924年培开尔路总会撤销，迁入这里办公，就是精武会现在的会址，记得我们小时候，谁都可以花上一点租金，租用里面的体育设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严格秩序中，精武会虽是半官办，却仍是残存的一口活气。而这口活气，在“文革”中更名为“要武体育馆”时又被一把闷住，精武的历史档案、刊物摄影、武术器械等等，俱一并销毁。
上海的民间是韧性的，“文革”结束，精武体育会趁国家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口号，最早恢复了拳击训练班。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20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因为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国家恢复拳击运动还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精武会却率自先行。精武会仍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上海民间自有他们的逻辑，他们不管白茅岭而只认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50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这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个自由拳击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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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林
编辑：
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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