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吉利以为，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建于1956年3月，最初为上海游民残老、流浪儿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如脚底突然裂开一条峡谷，余吉利只见自己飞速往下陨落，又像是落在一张大网中无法挣脱。问起来，他如同回到当年，摇着头连连说：“我脑子乱极了乱极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乱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岭，是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株连。

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照片上，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只一点点大，正在最可爱的年龄。我无意中翻过照片，后面是拳击手用蓝色钢笔拙拙书写的几行心情：“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65.3.16.灯下”。余吉利不善表达，尤不善文字。而那是在白茅岭的灯下。我突然觉得越不过去，我不可能越过这张照片后面的故事，听凭它被人忘记。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一丝侥幸，企盼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大环境改善后，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能重新回家拥抱女儿，也许，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可以醒来的噩梦。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必须留场，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分流五队，三年后转到分流四队。就在那里他遇到李梧龄。他们一武一文，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气质上却似乎又有某种相通。这种精神上的缘分，使李梧龄在回忆录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那本回忆录，翻到那一页，惊讶地发现，李梧龄随手几笔，却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离开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全国20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和上海市业余队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单项比赛中，余吉利获轻中量级第三名。这一次，36岁老将周士彬获次中量级冠军。余吉利似乎不愿对我提起这场比赛。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28岁的余吉利打了个第三名一定很懊丧，可以想象，他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迎来大跃进的年代，不仅是工农业刮着浮夸风，教育体育无不拖入其中。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龙江省宣称每个县要办一所大学，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学也顺势把一批政治不可靠的教授清扫出去。

接着就是浮夸风带来的大饥荒，农村县城普遍陷于恐慌，自然再不提“办大学放卫星”的跃进幻想，被扫出去的教授们也就默默被人遗忘。没想到，这两极震荡，居然也冲击了拳击运动。

1958年体育运动大跃进，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亦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频报，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20年，拳击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们兴许还没有回过味来，他们经历了一个轮回。运动本是民间意趣、个人本能，是自己锻炼、自己组织比赛的民间活动。全部收归官办，取舍的决定也就归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余吉利苦苦等候过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五年过去，1963年，他已经33岁，拳王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时，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77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