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同年5月27日，上海政权易帜，19岁的余吉利迷恋在拳击爱好中，对政治并不关心。最初，政权变更似乎并没有给拳击世界带来什么突变。基督教青年会仍是拳击运动中心，继续在八仙桥和四川中路599号的会所举办训练班。八仙桥还是那个犹太人教练，四川路会所由当时著名中国拳王周士彬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24岁的周士彬已是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拳击比赛，参加比赛的有大同中学、复旦大学、东亚体专、沪江大学、沪江附中、圣约翰大学附中、精武体育会、中华体育会、环球化学厂、青年会等，共40余人参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

余吉利这段时期的记忆非常个人化、目标单一，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业绩，只简单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赢，打一打就赢，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些变化，只要能打拳，他就满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跑马厅，成立足球队，还举办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照片。看着照片我问，“奖杯呢？”余吉利轻描淡写回了句，“送人了”。就是这只送人的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父亲去世。不久，几个军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原来，当时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参军去。

54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折痕处已经有了破洞。证书上方，是对称兜挂的红色军旗和八一军徽，下面坦克军舰俱备，两边战斗机凌空而起。底部的绿色枝叶缠绕红色缎带，托住粗粗重重的宝蓝色边框，色彩浓烈。证书是正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余吉利同志系1952年12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没有断句，发证日期是余吉利参军半年后的1953年6月2日。我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于全运会前身。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全国冠军。那一年，余吉利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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