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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自己的拳王，更没有人知道这位拳王所遭遇的离奇命运。令人无法想像的是，这位中国拳王一生的不幸仅仅是因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一个世界拳王之梦……
读到余吉利，是在李梧龄的回忆录里。李梧龄智力过人，当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被认为在物理研究上会有辉煌前程。阴差阳错，1958年，22岁的李梧龄遇无妄之灾，遂由复旦大学送上海横浜路收容所，转安徽白茅岭农场。待重新回到专业，已是21年后的事情。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在上海赫赫有名。当年上海人提起白茅岭，会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脸色。那个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若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去处。去了，也就失掉那个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
李梧龄在白茅岭辗转几个分场，遇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名字并不多，几十年过去，他偏偏记得余吉利。余吉利太特别，他曾是全国拳击冠军。读到这头衔，我多少有点将信将疑，直到多年后，余吉利真真切切出现，我才相信，一本回忆录就是一段真实历史；里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
余吉利坐在我对面，我仔细打量，想找出全国冠军的影子，反觉得面目不清，他本来眼睛不大，一只眼睛还在发炎，红红的只留下一条细缝，另一只也不停在眨，显然感觉不舒服。一开口，他的词语都粘在一起，语流滚动极快，我竖起耳朵才勉强能听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飞路927弄，称霞飞坊。是老上海典型的“新式里弄”，所谓新式，其实就是西式。这一带是法租界。霞飞坊是仿法式住宅，却不是法国人建的。1924年，霞飞坊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普爱堂投资建造，一大片整齐的3层砖木住宅，到今天还是一景。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就在比利时房屋公司工作，是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书，又进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大学生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五六岁，从黄家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家。黄晓阳是业余拳击爱好者，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感激，称他为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年、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贪玩而漫无目标，就在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方向。
上海开埠，就是开放。早在1915年，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今天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附近。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拳击运动在19世纪末传入上海，在租界流行。那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体育活动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体育干事艾克斯纳前往上海，协助成立体育部。1940年，青年会开始办拳击训练班，教练是个名叫D.B.Reich的法籍犹太人，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去，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刻苦，对拳击非常投入，也长进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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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林
编辑：
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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