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官司打到底

窦文涛：其中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他们去世之前的意愿还是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王选：那当然，最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当年受害者自身。

王选：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要全力继承，我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会更加沉重，做这个事情的人，周围最亲近的人都离开人世了，我们当然难过，但是我们会做下去，而且会更坚定。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对于日本的问题，因为一定要在这些人的有生之年达到一个和解，这样能够消解仇恨，这样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一个机会，一个能够解除自己的历史包袱，解除良心上的负担的机会。如果当时被他们伤害的人已经去世了，你对他们子女做这事情，意义就很不一样了。

梁文道：但是像这些老人家去世了，他们的后辈怎么看这个事业，他们也是很有意识去做这个事吗？

王选：因为老人有生之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子女都是带着很沉重的心情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我觉得一代代传下去很不好，就说父亲的积怨还要加到下一代上了。

窦文涛：好多原告老人本人也走遍全国去调查，去找证据，是吗？

王选：也有这样的，我们觉得你不要走遍全国了，我们义乌这样40个村子都发生过鼠疫。就是互相传的。当时就说，因为你想农民嘛战争期间，原来有政府的，但是我们政府也想救济，他没有办法救济防灾了，政府只能躲到山里头，写一些档案材料，那么农民只能依靠亲戚关系，那就是逃了，比如说嫁出去的女儿，或者怎么样，结果就把鼠疫带到整个村。

窦文涛：当时村里的农民，他们知道这个是日军的细菌战吗？

王选：日本人放鼠疫，这是在我们义乌方言中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没有细菌战这么一个词，这个词很多农民都不知道，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鼠疫是日本人放的。他们也许或者说不确凿，但是大家就那么认为的，因为日本后来从南京派了一个调查班，到我们村子里面，然后把我们村子里面的人都围起来，然后把村子烧了，那是因为日军已经占领义乌了，他们就觉得这个鼠疫要威胁到他们军队的生命安全，就把我们村子烧了，但是他们在我们村子里面搞过活体解剖，而且确实像你讲的那样，他们的调查班的班长，在战后写了很多医学论文，就是鼠疫菌的研究论文，就是他在我们村子里面，采集了我们村子里面鼠疫菌的菌种拿到南京去做的实验，所以他三种菌种比较，一种是南京鼠疫菌，一种南京种，一种是京华种，还有一种是义乌种。

窦文涛：有一些人就抱怨啊，就是说，科学是这个世界通行的语言，一说起反日，咱们的砸玻璃的，喊口号的劲头大。

王选：我觉得，我们在表达自己不满的时候，用的是非常暴力性的，比如说语言，非常的种族主义的东西，对所有日本主义的仇视我觉得是不公正的，第一就说我们中国人也讲，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虽然讲，不是具体的，应该看到侵略战争最主要的责任在日本的政府。很多日本人觉得，我们已经挨过原子弹了，我们已经受到惩罚了，我们自己那么惨。日本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责任很小，但是受害是最大的，战争真正受难的是老百姓，不管生在哪个国家。

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日本人要负责任。战争一结束以后，日本社会上有相当程度对战争的反思，还有许多日本人支持我们打官司，比如许多部队的老兵出来作证。

窦文涛：我也注意到有人把他们的索赔行动，当成一种中国反日情绪代表，你怎么看？

王选：这个我觉得，反对细菌战，你说的反日，如果是反对细菌战的话，我想是的。（完）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