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一身唐装、一支朱笔，用福建腔国语激扬点评天下事的“糟老头”。

一个是不吃麦当劳不穿耐克鞋、写专栏开书院的香港本地文化界年轻“教父”。
 
回归十年，风雨同路。“一国两制”的优越环境，催生了11周岁的凤凰卫视传奇。他们都立足香港，却为内地观众所熟知。

在香港海滨广场9楼的凤凰卫视总部里，杨锦麟欣然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笑论他们眼中的香港十年。

跟名嘴做采访，享受那种滔滔不绝、妙语连珠，是怎样的感觉？

中午12点如约赶到凤凰总部，一身唐装的杨老师刚刚下节目，走进狭小的休息室里泡杯茶。

尽管对凤凰“把女的当男的使，把男的当骡子使”早有耳闻，但杨锦麟紧凑的港式生活还是让记者感叹：早上5点钟起床，赶到台里和“一个半”助手翻报纸、影印、录节目，中午没休息，下午赶着给香港、内地、东南亚多家报纸写社论。“我曾经设想：有一天我会在节目中突然倒下去，摇个慢镜，慢慢倒下，再配点贝多芬的命运，肯定很煽情。凤凰最爱这手。哈哈！”

尽管自嘲被“榨”，但这个风趣达观的前厦大副教授还是承认“人生从50岁再开始”，“干这活有劲头”！

他15岁就下放农村，16岁在山区小学代课，20多岁在厦门的下水道里掏污泥，年近40岁时到香港卖文为生。金融风暴，他和很多香港人一样失业、负资产。直到2003年，凤凰卫视推出了一档叫“有报天天读”的节目，这个老头才成了内地观众热议的热门人物。

正如老板刘长乐对他的评价：“他有过多次失业经历。有这种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人应该是最懂中国的人，他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自然能与大多数国人同喜同悲，心灵相通。”

而与老杨相比，37岁的梁文道身上的香港本土情怀无疑更加鲜明。

内地观众熟悉梁文道，是他经常作为一个嘉宾出现在《锵锵三人行》里。喜穿黑衣黑裤，内里搭配一件白衬衫，永远的一头板寸，还有鼻梁上的黑框眼镜。

从他的谈吐，才发现这个年纪并不大的，普通话很标准的人，其实是一个地道的香港人。少年早慧，创意激、评论激、行为更激。早年政治集会上的一次“除裤抗议”轰动一时，后来还在一个原来宰牛的地方办起“牛棚书院”，文化交流不拘一格。

这次访问，发现他读书很多，兼职很多，写专栏很多。和其他“打几份工”的香港人一样，他说，“我睡得少，平均每天睡四个小时。出门包里会带两本书，一软一硬，随时可以看。所以时间还算够用。”

也许在香港本土人眼中，11岁的凤凰卫视还没有TVB、亚视的熟悉亲切。比如，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就只知道海滨广场在哪里，而不知道凤凰卫视怎么去。

但不可否认的是，仅仅从杨锦麟天天读报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体会到言论自由带来的快感。

敢读

读报节目形式可以克隆，但难在本地化的创新。像某地有个节目用快板读报，就挺有地方特色的。另外，读哪些新闻，不读哪些，评不评，怎么评，尺寸最难把握。我的尺度大家都清楚：《参考消息》能登的，我就敢读。

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人是“捱”，80年代是“搏”，靠《狮子山下》的草根吃苦精神，而90年代是“炒”，炒股炒楼花什么都炒。新世纪不少人是“怨”，怨天怨人怨政府。但香港还有“输得起，死不了”的“小强精神”。香港人把蟑螂称为“小强”，一脚踩下去，以为踩死了，一松脚它又跑了，生命力、繁殖力很强。
新闻自由

香港媒体的多元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见证

记者：过去十年，香港的新闻自由经常成为国际社会检测“一国两制”的标尺。你怎样评价？

杨锦麟：这一点说法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殖民地时期，政府控制新闻非常厉害，媒体对其老板或利益相关方的负面消息都控制得很严。

香港历来就是亚洲最为重要的资讯中心，新闻自由以及媒体开放由成熟的市场所决定。回归之后，香港传媒获得了立足本地、面向大陆以及开拓华文传媒市场的难得机遇。

回归十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准确把握这个新际遇的媒体，都获得了程度不同、内涵不一的发展，并为华文媒体探索新路、争取最大发展空间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记者：凤凰卫视这10年的飞速发展，确是范本。

杨锦麟：刘长乐老板总结说：凤凰以香港为立足点，努力营造全球华人话语平台，是香港回归的幸运儿和得益者。

以“华人CNN”自我期许，凤凰卫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寂寂无闻到成为备受关注的品牌，就是在香港回归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它所谓左右逢源、南北荟萃、东西融合的“四不像”特色，来自于对经济迅速腾飞的内地大市场以及港台和全球华人市场的敏锐把握。包括凤凰在内的香港媒体的多元持续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见证。

文化沙漠

“鸳鸯茶”最代表香港味与“一国两制”异曲同工

记者：你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从厦门大学来到香港发展，见证了香港回归前后近20年的变化。对于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你怎么看？

杨锦麟：“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只是上世纪30年代一些文人的炒作。今天的香港跟国际上任何一个大都会的文化是同步的，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大量留存。

这个地方，既消化得了最高档的古典演出，也可以制造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新界，至今还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人的宗族、传统村落的原始生态。香港人对祖先的崇拜，对慎终追远的讲究，对读书人的看重，它的家族观念等等，比大陆还保存完好。

记者：香港的多元文化在这十年发展如何？

杨锦麟：我很喜欢香港茶餐厅的“鸳鸯茶”，一半是茶、一半是咖啡。这种混合饮料是香港人的一个独创，是香港文化的代表，是华洋杂处共存、东西文化交融的象征。

没有这种国际化和多元化的水乳交融，香港就不成其为香港，也没有令人瞩目的香港成就。我曾写杂感：邓小平生前未必喝过香港的鸳鸯茶，但他却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符合香港实际的“一国两制”构想。

经济动物

港人参政意识开始苏醒这是可喜进步

记者：这10年，香港经历了金融风暴、禽流感、SARS等考验，可谓“多灾多难”。

杨锦麟：而香港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大家都希望香港社会安定。今时今日的香港，经济好转，民生改善，不会乱。

记者：回归后，香港人的参政意识明显增强。

杨锦麟：过去说香港人是所谓的“经济动物”，对政治冷感，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这确是长期殖民地统治下的历史使然。而回归之初第一次立法会选举，香港人居然有接近百分之五十的高投票率。回归以来，香港人的参政意识开始苏醒，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理念的付诸实践，迫切需要港人的政治参与。

身份认同

任何场合演奏国歌站立行注目礼已成市民习惯

记者：回归十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锦麟：香港意识和香港认同，在七十年代以前，曾是何其陌生的概念，“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构想的提出，香港意识因此得以萌生，尽管出现过多次移民和迁徙潮，但绝大多数的港人选择了留下来，见证历史，风雨同舟，“港人治港”出现了与殖民地时代迥然不同的群体，注入了新的积极内涵。

真正意义上的香港身份认同，从一九九七那一刻旗升旗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很多人至今还记得，十年前回归之初，香港大球场上第一次万人集会上，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起之时，只有很少人自觉站立起来，怯生生向着五星红旗行了注目礼。十年之后的香港，习惯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上帝保佑女王”的旋律早已淡出，任何一个必须演奏国歌的场合，站立着，右手按胸行注目礼，已是大多数市民的下意识，这种下意识蕴含丰富的政治寓意不言而喻。

十年前香港还是殖民者“借来的”香港，十年之后，香港是香港人“自己的”香港，绝大多数香港人更愿意给自己的身份作出这样的定位：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