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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基本的思维，兼爱和非攻，这两个思维，在中国的主流思维当中，为什么被淡化、被替代？如果这两个思维，能够按照墨子这样存在的话，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
我经常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给我讲天下大事，都懂。这个人不应该绞刑，那个人不应该发生战争，都非常非常的滚瓜烂熟，而且也充满道义。但是，很可能就是把车摇下来，吐一口痰以后，骂一个走的比较慢的老人。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口痰没吐在他家门口，这个老人不是他父亲，不是他叔叔，也不是他们单位的官员，他倒不完全从势利的角度，就是在他情感投入的范围之外。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兼爱和有等差之爱的时候呢，我们产生了一个中国传统思维和现实思维，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中国人确实把情感太多的局限在自己家庭和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所以人际关系永远是中国第一哲学。你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出于本能的要去帮助，被帮助人都觉得很惊讶，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如果这个是女士就要怀疑你有没有坏的动机，如果我比较有钱要怀疑你是不是对我的钱包产生兴趣，等等等等，有大量的防范。这个呢是一个成果，是一个有等差的爱，或者说爱完全从一个小范围出发，所造成现在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还不能说是中国人素质差，是对公共空间的不关注。
对素昧平生、没有关系网络、没有血缘关系的这种爱由衷的产生，对中华文明来说，有一点难度，所以剑桥才子罗素在中国，1920年在中国，呆了九个月以后，当时赵元任先生问他，你讲中国那么多好话，我想问你中国到底有什么缺点？他讲了几个缺点，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对他人的灾难都有一点暗暗自喜。他讲了这么一个，这个听了以后觉得真是有一点问题啊，就是对别人的灾难、冷漠可以，但是有一点暗暗的自喜，被罗素看出来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虽然会心理不好受，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一个非常热爱中国的罗素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上了。就是对于他人这个概念，就是是在血缘之外的，是在亲属关系之外的，是在朋友关系之外的。
我觉得墨子他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他论证战争是非正义的，他的逻辑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可爱。就是说，我偷人家的桃李是不对的，而我偷人家的鸡羊比偷人家的桃李更加不对，我偷人家的猪狗比偷人家的鸡羊更加不对，然后我杀一个人比偷人家的猪狗更加不对，然后杀十个人比这个更不对，然后这样循环下去，战争就是最大的不对，就是最大的不正义。所以他说战争要否定，就是非常简单、非常纯粹、非常彻底的一个和平主义者。我想起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超越了他的时代的话，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的，在我看来墨子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超越了他的时代。在当时的情况下，人类还有大量的土地没有被征服，整个美洲呀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必然需要征服，必然需要血与火的洗礼和融合。那么经过一战二战冷战之后，充分的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现在和平主义思潮是兴起了，到处都在反战。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再来说，墨子的非攻的思想是多么的有价值啊，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非攻的思想显然是太早了，所以说墨子是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我们现在，包括我们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说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终于是追上了走得太快的墨子。
我不是特别的赞同墨子的非攻的这种思想，我认为儒家的那种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样一种思想更可取一点。儒家学说呢，它让人对人际关系产生了过多的敏感，它本身是善良的，儒家其实本身是善良的，但这是个大问题，就是如果说墨家，他有个工艺活可以做的话，儒家把人际关系当作工艺了。这个人和人的关系的思考，哪怕是再善良，他也过于敏感了，这个敏感都直到今天还敏感。所谓敏感，就指的，这已经有点不叫是非了，就是民族的痛痒之处，尽在人际关系，真是很不礼貌说，就是我们几千年的祖宗，真是把这个学问，敏感点，就是折腾的太发达了，在这个问题上，神经太发达、神经太敏感，那个学问搞的太发达，而且全是叫做心照不宣的。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就都会知道的，还没有敲开门已经知道门里边的一切的，还没有出门就知道出门以后的全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严重地困住了中国人的生命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说，墨子，尽管后期墨家有衰微，但是这给我们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黑衣男子，就是他这两个观点也是很彻底，兼爱、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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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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