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很多迹象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模式的认同感开始增加。崛起中的中国是个负责的大国,这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

记者:新中国六十年华诞之际,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模式的论争升温,新一期《时代》周刊甚至评价,这是“准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发展模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长乐: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很大程度上,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最近很多迹象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期望快速提升和对中国模式认同感的增加。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但我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

记者:作为媒体人,在中国复兴之路上,您怎么看有些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

刘长乐:曾有人对来自西方媒体的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进行了深层的分析，认为其主要根源有四点:一是大国恐惧说，认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快速崛起的大国是可怕的；二是文化冲突说，认为东西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必然导致文化冲突；三是政治制度说，中西方政治制度截然不同，西方对此有较深的敌意；四是新闻沟通说，认为中国舆论界相对封闭，缺乏舆论独立性、世界性、前瞻性和合作性常识。

随着中国的崛起，各国对中国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干什么非常关心。因为表达和传播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不够，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一个重要根源。人们常说,恐惧是对未知事物而言的。

但是,面对近几年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欣慰地看到,中国政府、社会和华语媒体快速地向着更高的透明度、更大的开放性、更强的公信力转变,赢得了国际赞誉,甚至使那些抱有偏见的西方媒体也转变了态度。因此,我认为坚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会使我们更好地融入世界。

大国风范

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强盛,需要文化道德的如影随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民的风范代表着国家的风范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强调大中华、大国民的观念,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有大国风范,您说的这“大国风范”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而目前的中国离这个“大国风范”有多大差距?

刘长乐:什么是“大国风范”,还没有一个完整和确切的定义,在国际关系中,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国应有的气质和风范,它主要表现在对国与国之间事务处理的负责任的态度和全面兼顾的方针。印度洋发生海啸我们出手相助,中国海军赴亚丁湾护航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义务,缅甸发生战乱,我们接纳、照顾逃亡的边民,我认为,这都是奉行和平的、儒雅的大国风范的表现。

我们凤凰卫视有个《风范大国民》栏目,我们认为,虽然中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但是在更多局部和更多领域,领军和超前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强盛,需要文化道德的如影随形。但是在一些地方,陋习和陋形依然藏纳于我们生活中的诸多角落。未来的大国,家富民强的大国,需要道德的诉求,需要品行的规范,需要风范的大国民。这个栏目就是要树世之风范,铸国之脊梁,把镜头对准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大人物、小人物———他们致力于推进国家和民族的前进脚步,他们试图在这个大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为捍卫“人”的权利与尊严东奔西走,他们时常为现实的荆棘所缚,却于点滴处做起,秉持呐喊的勇气,坚守批判的信念,用良知守望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

我想,某种意义上公民的风范代表着国家的风范,个体的心态凝聚为民族的气度。我们每个中国人与“风范大国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大国风范”的距离。

东方智慧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雍容华贵,就要有“泰山不让土壤,大海不择细流”的胸襟,愈是多种文化的融合,国家愈是伟大

记者:拜读过您与星云大师的对话录《包容的智慧》,受益颇深,您是不是希望通过这种文化传播方式,把“和谐”、“包容”、“平和”等东方智慧传递给世界?

刘长乐: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归结为“东方智慧”,我认为,文化包容就是一种东方智慧。

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文化对外部文化的输入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公元纪年的前后,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因为一心向善,和平传播,佛教的东行没有遇到大的抵抗,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佛教在看似不经意处调整自己,从而成功地融入中国文化,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对佛教也给予了同样的包容,如今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中华文化对佛教的包容。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一直都是多种多样的。世界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被某一种文化所统一,它永远都呈现出一种多元、交流、互动、融合的走势。俗语说“有容乃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雍容华贵,就要有“泰山不让土壤,大海不择细流”的胸襟,愈是多种文化的融合,国家愈是伟大。我想包容是达到世界和谐的一个有效途径吧。

软实力

只有当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而这正是我们媒体的重要职责

记者:中华民族真正崛起之时,应是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同步被世界所瞩目之日,面对目前严重滞后的文化软实力,您认为当今中国传媒应有何作为?

刘长乐: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也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所应关注的问题。记得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文化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国力,是民族的生命力”。应该说,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经济腾飞的同时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

今年七月,中国政府推出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已将文化产业的建设和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想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美国一位学者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不仅依赖于文化和理念的普适性,还依赖于一国拥有的传播渠道,因为它能够对如何解释问题拥有影响力。这即是说,要增强一国软实力,就要提高其文化的“全球普及”程度,这就有赖于文化的“扩散”和“广泛传播”,只有当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而这正是我们媒体的重要职责。

中国传媒一定要始终坚持品牌发展战略,不断提高自身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全球领导力,打造出更多世界级的传播品牌,能够在世界传播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从而改变西方国家一统世界传播领域的格局。

全球视野

我们不赞同“做人不能太CNN”事件中的那个CNN,但成为“华人世界的CNN”是所有华语媒体的努力方向,中国媒体应该敢于叫板国际强势媒体,首先要有这种文化自信

记者:很喜欢阮次山先生主持的《风云对话》,展示了你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您认为,凤凰卫视“成为华人世界的CNN”这个梦想还远吗?

刘长乐:凤凰卫视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是凤凰传媒品牌内涵中的重要内容,贯穿在凤凰的新闻节目和栏目当中,《风云对话》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栏目。

“成为华人世界的CNN”我想是所有华语媒体的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当然,我们不赞同“做人不能太CNN”事件中的那个CNN。国际强势媒体的优势在于媒体的知名品牌、强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赢利能力。从以前的了解世界变为熟知世界,从局外人到入行、入流。中国媒体应该敢于叫板世界一流媒体,并瞄准它们设立自己的考核指标。现在已到时候了!

与西方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实力和声音相对弱小,但如果拥有强烈的进取心,照样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有上佳表现。凤凰卫视在莫斯科和别斯兰人质事件、泰国红衫示威冲突、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事件报道以及近期对缅甸果敢地区发生的兵变事件的报道,均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回独家新闻,国际媒体也采用了凤凰的新闻画面。

我想,缩短与国际强势媒体的距离,首先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在大事发生时敢于出手并能在第一时间到达,发出华语媒体的声音,这样脚踏实地地一件一件去做,有这份自信和执着,到达目标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文化坚守

如果说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就是富,那么软实力就是贵。凤凰恰恰是在这个“贵”字上做了很多文章

记者:看凤凰卫视的节目,的确感觉在很多节目中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这种感觉是来自于您这位当家人对国家民族的深思,还是为了走差异化路线的一种商业操作?

刘长乐:凤凰节目的差异性来自凤凰的高端定位,我也谈过这是在文化坚守和创新之间的平衡,由于这不是所有媒体都能一以贯之的原则,所以表面上看是凤凰的差异化商业操作,其实是凤凰的文化坚守的结果。

假如把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比作是硬实力,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就是富,但富不等于贵,富了还有可能为富不仁。如果说要发展软实力,那就是贵。所以我觉得凤凰恰恰是在这个“贵”字上做了很多文章,“贵”在凤凰的这种理念,强调了华人收视群体对“贵”的追求。所以中国未来的富与贵,是凤凰可以呼唤和推进的一个空间,这也是我们讲凤凰文化坚持和道德观的坚持,在高端品牌的坚守上,凤凰是要坚持到底的。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我们越要清醒地认识到凤凰的品牌,跟其他媒体的不同之处,首先就在高端文化的不懈追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