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金日成与张蔚华——跨越国界的生死情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4月版，作者：吕明辉）

【核心提示】20年代，朝鲜的热血青年金日成辗转来到中国东北抚松县求学，与家境殷实的中国青年张蔚华成为同窗知己。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并在凶险的斗争中结下患难之交。叛徒向日寇出卖了张蔚华，并企图以张蔚华为诱饵，诱捕金日成。张蔚华毅然决然地服毒自尽，使敌人的阴谋彻底落空。重情义的金日成主席一直牵挂着为己献身的张蔚华的遗属，经年苦寻终于找到了烈士的后代，并盛情邀请他们多次访问朝鲜，以国宾相待，留下催人泪下的中朝人民生死友谊的佳话。

金日成主席始终惦记着张蔚华烈士遗属。

当2001年笔者作为“吉林省张蔚华烈士事迹考察团”成员来到朝鲜平壤，采访党史研究所副所长金泰浩时，他信手拈来一个故事，足以说明金主席对烈士遗属的挂念。

1966年1月，金日成主席到朝鲜某温泉休养，邀请朝鲜作家同盟委员长钱世忠（音译）、党史研究所所长和科长金泰浩同行。当时金正日刚毕业于金日成综合大学，开始在党中央工作，这位未来的朝鲜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金日成主席用了一个月时间给这些作家、党史研究人员以及金正日讲述当年领导革命组织和抗日部队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

也就是在这一天，金日成主席极其深情地讲述了张蔚华烈士的故事，讲述了他同张蔚华一家的传统友谊，讲述了张蔚华一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朝鲜革命所做的贡献，讲述了张蔚华为了保卫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所做出的壮举。

金日成主席说：“张蔚华是为了我们献出一切的，作为外国人，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了不起的事情……”

说到这里，领袖动情了，声音哽咽嘶哑。

金主席站起来，来到窗户前，半天没说话，静静地望着外面，但从领袖宽厚的肩膀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不平静……

现代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中国人。

“文化大革命”也耽误了张蔚华烈士遗属同金日成主席的见面，而且一耽误就是18年。

虽然“革命”发生在中国，却波及到邻国朝鲜。用金日成主席后来在平壤接见张金泉时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得很激烈。当时打倒金日成的大字报，贴在国际列车上，都拉到我们朝鲜来了。”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金主席根本不可能与张家人联系，因为那样做会给张家人带来麻烦。

事情也果真如此，张金泉在“文革”中的日子不好过。那时候，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日子都不好过，何况张家的“海外关系”还是个大人物。因为金日成的秘书曾经给张金泉回过信，张金泉差点被打成“里通外国”，为了防患未然他在“文革”开始时把那封信烧了，这一烧反倒烧出了麻烦。造反派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把金日成的信烧了？是不是真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张金泉更不敢再同金日成主席联系了。

“文革”结束后，张蔚华烈士遗属想同金日成主席见面的努力一直没间断。

那时候中国虽然开放了，但开放的程度远不如今天这样广阔，被称作国界的那条界线还相当神秘，外事活动完全是国家或地方政府行为，涉外宣传还属内部严控，一个偏远小县城里的普通干部要想办成跨国之事，不是一帆风顺。

有一次抚松县邮电局一位朝鲜族干部到朝鲜探亲，张金泉托他给金日成主席捎封信，但过境时信被中国海关人员扣留了。张金泉遗憾，但无可奈何。

1984年春天，时任抚松县文化馆馆长的张金泉写了一篇关于张蔚华烈士以及中朝友好传统关系的文章，想在《吉林日报》上发表，希望引起新闻媒介以及有关部门的注意。稿子送到抚松县委宣传部审签，宣传部没给签字，原因是涉及朝鲜国家领袖，关系重大，应慎重对待。张金泉虽然恼火，还是无可奈何。

历史就是这样，它往往先让你绝望，又突然给了你希望。

1984年4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一则消息引起张金泉的注意：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同志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将于1984年5月初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