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迅速富裕起来的台湾社会出现了婚姻难题，女性择偶条件提高，社会中下层的男性娶媳妇越来越难，“外籍新娘”渐渐多起来，她们大多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从90年代起，逐渐出现“大陆新娘”，但她们的遭遇却和“外籍新娘”大相径庭。她们为什么嫁来台湾，又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境遇呢？以下为节目组前往台湾采访的内容：

解说：有能力、条件好的"大陆新娘"在台湾最初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外交官袁晓丽也经历了一番适应台湾社会的努力，成为为"大陆新娘"维权的中坚力量。如今她和丈夫已经有一个3岁的女儿，千惠。

解说：5年以前，袁晓丽和现在已经是丈夫的雪岩在北京相遇，双方几乎是一见钟情。之前雪岩只在弟弟的照片中看见过这个北京女孩。之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电话交流。

袁晓丽：他当时工作非常繁忙，只要他的工作空档他马上就掏出电话就跟我联络，然后他晚上加完班，赶回家第一件事，饭不吃，觉不睡，也是打电话，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通数个小时的电话，好几夜都是通宵通电话，而且雪岩他不喜欢在网上联系，他觉得那个通话品质不好，所以他总是电话，所以他那时候，我估计电话费快让他破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快决定结婚。

袁丈夫：在那个时间我是想结婚。我是想有个孩子，然后共组一个家庭，冥冥之中觉得，那是一个注定的，应该要这么做的，这样子。然后试探她的意愿，她也有这个心。

解说：袁晓丽的丈夫在一家公司做高层管理，法律专业出身。但是对于妻子嫁来台湾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限制，在结婚之前他也没有做系统的了解。身为外交官、在全球许多地方工作过的袁晓丽也不曾想到台湾针对大陆配偶有特殊的法律和政策。

袁晓丽：他只是来北京非常笼统地跟我介绍过几句，说是，小丽你可能过去以后，在几年之内是不能工作，不过我们，因为我是希望要婚姻就要孩子，所以那几年我们的生活中心应该是孩子，所以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我不知道进入这块土地，然后我得知是六年不让工作，那样一个落差，我当时是有点难接受。

解说：袁晓丽原来以为不让工作也就是两三年的事情，进入台湾时，她已经怀有四个月身孕。但是进入这片土地之后，见多识广的袁晓丽立即感到，她不得不为今后的生活做巨大的调整。从信用卡到手机卡号申请，前六年都必须以丈夫的名义完成。不过雪岩在这方面非常细心、周到。

袁晓丽：因为我没有收入，家里全部收入就是先生这一份，我在这点，真的是，就是不谦虚地说，我非常体谅，然后我把自己的需求降到零，我把自己的需求真的是降到零，全都是为家庭，为孩子考量，我自己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记者：这个也是你当初想象的一种生活状态？

袁小丽：不是，当然有很大落差，但是你进入了，你了解了，你就必须做出调整。

袁丈夫：我的理解是，有些妇女很少是为了要工作而去工作，通常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不得不去工作，大部分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说家庭状况允许，如果妇女能够照顾小孩子的话，其实这是她们最大的一个梦想，她们理想的一种社会形态，过去一直都这样子。

解说：在经济方面，崇尚独立的袁晓丽考虑并不多，她觉得自己的积蓄足以让她在台湾生下孩子、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但和付燕一样，从满负荷、非常投入的工作状态转为家庭妇女，而且很少能和为工作奔忙的丈夫交流她也感到巨大的不适应。

袁晓丽：他的时间那种超时工作，然后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的女儿可能两岁之前，醒着见到父亲的机会很少，几乎都没有见过，他可能十点钟回来都是早的，我对于他的这种工作，因为我在这也没有任何地依靠，也没有朋友，我觉得只有先生，我们两个之间真的是完全，连沟通的时间都没有，我要是极端烦闷的情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抱我女儿回大陆，回北京，然后去各地旅行，这才是为什么我的女儿这么小，我已经带他回去十几次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完全没有自己一个圈子，然后先生又繁忙异常。

解说：结婚之后袁晓丽并没有辞去工作，只是请了一个长假。生下女儿之后，她接到了单位的一封电子邮件，要求她立即回去上班。

采访：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渴望，很渴望把女儿抱回去，然后我去工作，但是他就认为，那这个家就散了，他完全不能接受夫妻两地分居，所以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这个家，就是为了顾及他们两个人的最大需求，只好把自己放在其次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