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缝逼仄且长，一道白色雕花券门委身于此，孤独躲藏在东安福胡同十一号西侧最深处。它曾承压过一座回民唤礼楼的重量，而今孑然伫立，随着十一号所在民房的拆迁几近尾声，骨架空露愈显突兀。爬上残破的民房墙头由拱门中北望，西长安街在眼前喧嚣穿过，国旗迎风招展于新华门，红色照壁上毛泽东所书的“为人民服务”大字，就在前方。
这是一片位于新华门正对面的胡同。始建于袁世凯当政时期的灰色大花墙，将它与西长安街隔绝开来。“西长安街（新华门段）道路拓宽及特殊用地项目拆迁公告”张贴在小巷面壁上，其所涉及9条胡同的700余户居民，计划在4月6日中午12时前迁出，他们现时居所脚下的4万平米，会赶在国庆一甲子的盛大阅兵前夕，成为长安街的一部分。
现在它只有30米见宽，离北京市领导要求“百米赛跑选手要跑10秒”的宽度相去甚远。“过去游行队伍走到那（此次拆迁地东侧，即国家大剧院西侧），横的牌子‘咔’的一下就立过去了，得扛着跑到西单，不然影响后面队伍行进”，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回忆说。赵曾任建国50周年全面整治长安街及其延长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1960年代，他还曾参与天安门群众游行工作的组织。
双栅栏胡同1号院紧邻大花墙身后，与长安街仅一墙之隔。笔直的过道当中横跨一幢青灰色清代砖门，屋檐黄草丛生，门上方粉刷有空心白字口号——“保卫毛主席”。院内居民说，这里是中央警卫局家属院的所在。
史大娘一家1970年代搬进时就被吹风，这里是大红线以内，不出三年难免拆迁。岂料忍受脚下地铁列车呼啸穿行，以致居室摇摆的日子一晃也快三十年了。而地铁路线上方，正是长安街“变窄”的地方。
知情人向本刊透露，建国五十周年时，北京规划设计部门即有迁走此处胡同居民，展宽路面的规划。零八奥运会前设想重提，北京市领导的意见是暂时不动，到建国六十周年时再动工，振奋一下。
该处胡同所在辖区的西城区政府披露的信息称，长安街新华门段道路拓宽作为国庆60周年庆典的市重点工程，早在今年一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西城分局就先后完成了报批报审手续，测绘部门随即开始测绘定桩。不足两个月时间，拆迁公告即于3月6日悄然上墙。高悬的拆迁标语下，街道干部穿梭于胡同弄堂。中南海周边社区居民所特有的“红墙意识”，成为他们动迁时挂在嘴边的宣讲素材。
拆掉这片胡同后，长安街复兴门至建国门路段五上五下双向十车道的构想将成为现实。本港《大公报》的报道称，长安街大修拓宽路面、提高长安街路面的抗碾压能力，目的是适应重型武器装备对路面的要求。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兵结束后，长安街路面就因为抗碾压能力较薄弱，重型武器装备导致路面受损。而国庆60周年相关的武器装备水平将比10年前有大幅度提升，对路面的要求也更严格。
据大陆媒体报道，此次使用的橡胶温拌沥青，是一种可降噪和耐高温的路面材料，造价昂贵，能解决以往公交车站附近路面毁损较严重的问题。
史大娘的街坊还有头戴白帽的回民，一位面红发白的回民老人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何方，只能猜测家族先人是于清代跟随额赖玛特和卓家族一同前来。
乾隆二十四年，清统一新疆的进程中发生大小和卓叛乱。叛乱平定后，参与平叛的香妃籍由政治通婚进京，因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她没有住进皇宫，而是居于南海南岸、正对瀛台的宝月楼。平叛有功的香妃所属额赖玛特和卓家族成员及随从，同时被安置在宝月楼的南侧，称为“回回营”，乾隆下旨在此兴建礼拜寺，即唤礼楼。
袁世凯1916年称帝时期，曾将中南海更名新华宫，因传统宫城须开南门作为正门，于是他下令将宝月楼前的红墙拆除一段，从此宝月楼面向长安街改称新华门。
几经变迁，昔日的回回营已变成东安福胡同与西安福胡同，唤礼楼的钟声早于消散，庭院中远眺，只有高大的西单长话大楼，在暮色中不辞疲惫的报时，将东方红乐曲传扬在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之上。临长安街的胡同口，史曾和她的街坊们端坐在小板凳上，亲眼目睹1984年邓小平阅兵与1999年江泽民阅兵的盛况。她原指望今年依然能在胡同口观赏大阅兵的滚滚洪流，不过这次是看不上了。
在拆迁声中，一拨又一拨的背包客游荡至此，希冀用手中的镜头，留下眼前西长安街上最后一片临街胡同的身影，以及明代官员上朝入宫休整栓马的栓马环，胡同人家珍藏的清代皇宫琉璃大瓦，日伪时期设立的家庭邮筒。
拆迁声中，这条改革开放后分别因北京亚运会、香港回归与国庆50周年名义而大修的长街，更阔了。
长安街的变迁
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梁思成走上天安门往下观望时，一个完全未曾想象过的景象忽然呈现在眼前，“一片红色的海洋！群众的力量在我眼前具体化、形象化了”，惊叹之余，他又出现一个大问号，“这乱哄哄的四亿五千万的人群，共产党又将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呢？社会主义又怎样改造法呢？”梁在195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袒露了当时心境，文章的标题是《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作为建筑家的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始于1948年12月18日的那个晚上。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当晚一名解放军干部通过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与梁思成见面，告诉他迫不得已要攻城时，为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要梁思成在地图上注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马上涌上了梁的心头，也就是自那时起，他“一见倾心”。
但蜜月总是短暂。1949年以后的长安街生长史，一直交织着梁思成的复杂目光，忧虑神色，以及潸然的泪。
梁思成的学生，清华大学城市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郑光中，是为数不多的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参与长安街规划工作的资深专家。他口述说，在开国大典游行的纪录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长安街上左右各有一座门，称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当时的游行队伍，特别是坦克车前进时要绕过这两个门，但绕过去之后距离天安门和毛主席已经不远，调整队伍很仓促。也因为长安左右门的阻碍，“军旗过时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
于是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将两门亲切唤作天安门的“左右丫鬟”，称这两座建筑是自己“左膀右臂”的梁思成，被令对此进行研究。
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已没有这长安左右门的丝毫痕迹，但实际上，这两座门正是长安街生长出来的地方，长安街以长安左右门得名，取“长治久安”之意。两门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皇城通往中央官署衙门的总门，平日百官上朝面奏皇帝都从长安左、右门进入，但无论官爵高低，都须下马下轿，将马栓在此次亦被列入拆迁名单的北小栓胡同，然后步行进长安门。此时的街名为“天街”，每年新科状元骑马经左门走过街道，已属“皇恩浩荡”，是唯一被允许在长安街上骑马的时刻了。
街的轮廓是在元大都南城墙南移二里所成。据北京民间学者陆元介绍，1271年元大都南城墙内的顺城街，宽度大约20米，长度约6.8米，街南为大都城南城墙，城外是25米至30米见宽的护城河。在顺城街西段路北（今六部口西）保留有金代所建的庆寿寺（双塔寺），城墙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将双塔寺圈进城内。
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徐达攻破元大都后，明朝廷降元大都为北平府，同时为削减元大都“王气”，将北城墙南移5公里，使之规模与明首都南京城无法匹敌。后朱棣篡位，将北平改称北京，升为陪都，并于1407年决定迁都北京。此时因城市核心宫城的位置已发生过整体南移，南城显得狭窄局促，所以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拆除元南城墙，填平护城河，在城墙以南近二里处（今前三门大街）建起新南城墙。
至此，由宫廷前广场相连接的东西长安街初步形成。从东单到西单，长度约3公里，在其中点修建了皇城正南门承天门，即后来的天安门。建成后以红墙和宫门围合的的“T”形广场。广场北部东西两端建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南端建有大明门（清代更名为大清门，民国时间更名为中华门）。连檐通脊，黄瓦红墙，沿墙建有朝房千步廊。宫廷前广场作为宫城与京城之间的结合部，在建筑布局上是烘托皇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重要的使用功能。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明清时期的长安街与其他街道一样为土路，皇帝经过必先“黄土垫路，清水泼街”。平日则“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崩溃，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封建格局被打破。1912年拆除了长安左门和右门边的红墙。从此东西长安街通过天安门广场得以贯通。民国政府时间，长安左右门之间的路一度被命名为“中山街”。
在梁思成眼中，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在中山公园内中山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事。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的长安左右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其迁移，施工力量都准备妥当，只等代表会议举手通过的消息。
林徽因代表丈夫梁思成，在会议发言中强烈反对拆除左右二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考虑当时的情况，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长安左右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在当时政治挂帅的情形下，于“掌声雷动”中通过了全拆、快拆的方案。颇具意味的是，梁思成在这次会议上，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为国庆游行与疏导交通的需要，长安左右门拆了一天一夜，不得不消失。当时参与拆门的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孔庆普日后表述当日情景时，说“梁先生哭了”。此后的1954年国庆前夕，政府同样在8月拆除了东西长安街两座牌楼。而原本因城墙拱卫双塔寺而自然弯曲的西长安街街面，虽历经朝代更迭并未改变，但也在同一年，北京当局将西长安街西单至新华门东侧约1.1公里长的路向北拓宽时，由于北侧的双塔寺处于道路中间，故决定拆除，路面得以展宽到32至50米。
1954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施工过程中，纪念碑以南的中华门也被拆除，天安门广场的封闭格局不复存在。
不断规划中的长安街
赵知敬说，长安街是北京乃至全国规划次数最多的一条街。
郑光中口述回忆，最早建长安街的设想是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由前苏联专家提出，当时由于需要建设大批中央机关办公楼，长安街规划由此提上日程，虽然遭到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反对，但因为东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各部的办公楼。
真正的第一轮规划始于1950年，到1954年陆续做了15个方案。当时天安门广场规模虽然很小．但所有的规划方案都将长安街作为城市的东西轴线，将天安门广场作为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并将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作为集中体现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点。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际，天安门广场的第二轮规划也随之开始编制。其时北京市政府专门举办城市规划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及各部部长都参观了展览，在此轮规划中，广场面积多大、建筑多高，以及放几座建筑等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毛泽东亲定长安街的红线宽定为100米。出于其时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持续的战略形势考量，长安街路面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作为飞机跑道。
1958年，为迎接建国l0周年，中央政治局决定建设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即“十大建筑”。这标志着第三轮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规划的开始。在众多的规划方案中对广场的规模意见也不尽相同。1958年底，根据毛主席关于广场应该大一些，周总理在审定广场上建筑方案时提出的“广场东西各建一幢建筑，基本对称，一虚一实”的指示，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宽860米，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分列两侧，正阳门和箭楼保留下来。
至此，天安门广场基本定型。而解放前3.7公里长，宽窄不一的长安街，此时经过改建后全长7公里，路面30至80米宽，终于开始显现出“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长安街形成比较完善的规划方案是1964年。当时国民经济进人新的发展时期，中央批复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长安街规划第四次提上日程。在万里副市长的主持下，市政府组织全市六家单位编制规划方案，在这轮规划中，正式提出长安街应该体现“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方针。沿街建筑除办公楼外，可适当摆些商业和服务业。沿街建筑高度控制在30—40米之间，沿线建筑以30米以上，40米以下作为建筑高度的基调，布局要有连续性，可在适当位置摆几个高点，但要从整体布局出发安排个体建筑，防止轴线过多冲淡天安门的主轴线。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安街的规划陷于停滞。文革后期，万里恢复工作后，根据中央指示组织编制了第五轮长安街规划方案。到1983年，此次长安街规划共做了7个方案，最终完成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规划综合方案，于1985年以市委、首规委和市政府的名义撰写，正式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第五轮方案明确了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性质，规定两侧建筑要体现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主要安排国家机关和大型公共设施。方案确立了长安街红线120米，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以旧城中轴线为天安门广场中轴，北京站前、新华门和民族宫为三条副轴。建筑高度东单到西单间控制在30米以内，东单以东，西单以西控制在45米以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东西长安街共52个楼座中21个楼座建成，10年建成量为此前40年建设总量的4倍。新世纪以来，世纪坛、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又相继落成，长安街上的建筑几乎成为新中国历史缩影。
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阅兵前夕，北京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决定对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进行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面整治，并成立了长安街整治办公室。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整治任务从公主坟开始，直至大北窑，总长13公里。2000年，长安街的整治向西扩展到首钢东门，向东延伸到通州区运河广场，全长46公里，“百里长街”就此贯通。
在这次整治中，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线共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约80多万平方米，拆迁民房约4000余户，沿街所有临街建筑立面被要求重新装修或粉刷。数以百计的临时建筑与民房的拆迁款，得到了长安街沿线写字楼与金融银行机构的资助。在朝阳区政府的组织下，由国贸大厦出资，搬迁了大北窑桥下的170户临时建筑；在西城区，国家工商银行和金融街开发公司共同出资，拆除破旧房屋、埋设地下管线，拓宽了北闹市口街。
更多的整治规划动作的最终成型，依靠的是沿线机关单位的“大局观”，如在亮出东单广场的决定下达后，石油公司以最快速度无条件拆除了加油站；市公交公司迁走箭楼下的公共汽车总站，留下了2万平米的绿化空地；为腾出规划用地，水利科学院将单位大院一分为二。
长安街的未来
在数次负责长安街规划的郑光中、赵知敬等人眼里，“高标准规划好建设好长安街，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是“神州第一街”，每一幢建筑都要成为一个标志。海关大楼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门，象征国门；中国人民银行大楼是一个古币的形状；全国妇联大楼是一个半圆，象征半边天。不断添加的公共建筑赋予了长安街全新的政治含义，使长安街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神圣的地位，时刻展现着这个国家的形象。
如今，长安街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之一。长安街在不断变宽、变长，这条街的规划建设不断进行着，谁也不知道这条街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是长安街沿线上的未来建设用地越来越少。
为了“建成长安街，完善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政府曾向该市规划委员会提出“长安街（复兴门到建国门段）还有十未来建设用地该如何建设的问题。”
郑光中作为项目总负责人执行了该项任务，并在2002年提出了的规划，希望在2009年左右能基本建成长安街两侧建筑。和郑光中一同执行该规划的还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等六家单位的上百名学者、专家。
为了完善长安街的“政治功能”，在郑光中的方案中，新华门对面、六部口南部地区将建设中央办公区，总建筑面积可达60至70万平方米，规模可以通过论证进行调整，以满足中央机关工作的需要。
中央若建新的办公建筑，方案建议未来可以将中海，南海的湖水水面与园林绿地，古建筑地区以及第一代革命家的故居对外开放，供人们参观瞻仰，使前三海与后三海成为一个整体。使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及皇城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皇宫苑囿区展现干世。
在东长安街，他们建议公安部大楼适当南移，使文物古建筑能显露在绿地中，便于对外开放和使用。
规划团队还对东西长安街的建筑进行统计和归类，文化建筑仅占总面积的11﹪。因此他们认为，在这里建设若干国际文化活动、交流活动、艺术博览等类型的建筑是必要的。
除了完成未建设的用地外，他还希望能对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进行保护，增加绿地面积，因为这条街上的胡同越来越少，城门、牌楼和牌坊也在不断消失。
有关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建设和规划历来备受瞩目。在规划方案形成后，北京市规划委员“已向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原则同意呈报方案。”知情人士透露，曾有北京市领导注意到这个方案。方案中设想的中央办公区目前是一片平民区。
此次长安街大修中，规划方案中“新中央办公区”周边的胡同正在拆除，西城区房屋管理局张贴的《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中称，该地为西长安街（新华门段）道路扩宽及特殊用地项目建设所用。
经历数次大修的长安街确实在变美、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市容环境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文化保留、拆迁、弱势群体权益、旧居改造，几项北京市近年的主要争议课题，也都集中体现在这条街及其周边地区。胡同的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街区拆迁以后将改建成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旦离开，大多数都没有经济条件再搬回到北京市区，回到胡同里生活。
消失后的胡同，越来越多的公共建筑，不间断地综合整治和大修……决定长安街和城市风格样式的似乎是一双“看不见的手”。郑光中和他的老师梁思成、吴良镛一样，都只是规划者，他们不是最终决策者，有时面对古建筑被强拆的无奈，他们也只能选择失声痛哭。
长安街毋庸置疑会一直是展现国家形象的载体。在官方看来，几乎每一次综合整治，焕然一新的长安街都可以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成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窗口。”
在今天，每天都有无数的民众慕名来到这个被誉为“祖国心脏”的地方参观。他们在这里观看升国旗仪式，把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留念视为一种幸福，把登上天安门城楼，像领袖一样俯视广场的雄姿视为一种荣耀，把漫步在长安街旁的林荫大道当作是一种享受——哪怕是东西长安街的两旁，除了东方广场等少数几处商业机构外，哪里也进不去，这也无妨，游客们似乎本来早就将这些建筑与长安街视为一体，都是眼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