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这部花时三十年才完成的短篇小说，约有两万字，却令张爱玲深受“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在五零年动笔，至七八年四月十一日才在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问世。

张爱玲一生中，只书写过两篇响应批评的文章，当中以《色，戒》自辩得最淋漓尽致。一九八八年，张爱玲在《续集》的《自序》里，说起当年的论战时说：“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作品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

据“张学”研究者多方考证，《色，戒》被指向于一九三九年郑苹如沪上刺杀汪伪特工重要头目丁默村的真实事件。香港学者兼影评家陈辉扬甚至认为，《色，戒》的材料来自张爱玲前夫胡兰成：“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一案的种种细节，只有深知汪伪政府内情的人才能为张爱玲细说始末。而胡兰成曾是汪伪特工总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座上宾。“张爱玲拒绝承认材料得之于此，是由于后来恋人的背叛，深深伤害到她。”

宋以朗八月初把《谈“色，戒”》初稿、修订稿、及其中往来书信上载“东南西北”网页，除乘着李安的电影《色，戒》的势头外，间接地也是继承了父亲对张爱玲文章的“照顾”：“可以想象，当年这种指斥汉奸扣帽子的事情，在电影上映后仍会再发生，历史是会重复的，我今日不想再看到这情况，把文章刊登出来，让别人看看张爱玲怎么回应，有个贡献。”

《色，戒》是注定令人瞩目的，早在该小说问世的前半年，宋淇替张爱玲多番修订文稿后，在七七年十月十六日的信函中说：“这会是万人瞩目的小说，该期皇冠多销出千本不足为奇。至少这篇的题材还没有人写过，批评家如何说对你来说是purely academic(纯学术讨论)，由他们去大做文章好了。”

料不到的是，预言应验了一半，后来事情出现变量，《色，戒》先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刊登，至于大做文章的人，不但超越了纯学术的讨论，而且是冲着张爱玲而来——抨击她撰写“歌颂汉奸”的文章。

《色，戒》刊出半年后，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中时》“人间副刊”刊登了署名“域外人”的文章，认为张爱玲的《色，戒》，写的是“歌颂汉奸的文字——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以免成为盛名之瑕了”。

该评论触动了张爱玲的创作神经，两星期后，她写了一篇辛辣回应，先交给宋淇先行过目，之后代转《中国时报》。

宋淇夫妇一向熟知张爱玲的“脾气”，会思前想后多番修改后才最后订稿，对该文更是小心翼翼，宋淇夫妇还没回信，张爱玲已同日再寄上两封短函，交代文稿的处理事情。

看得出，张爱玲《谈“色，戒”》的初稿，全文约两千字，是我手写我心，不吐不快。文首开宗明义，提出连串反问：“小说里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杀人越货的积犯是自视为恶魔，还是可能自以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写实的作品里的反派角色是否应当丑化？”

张爱玲提出连番质询，继而又为身负色诱汉奸，甚至最后舍命的女主角王佳芝辩护：“她的动摇，还有个原因……”那就是第一次行刺不成，“失去童贞”，加上“同学的态度相当恶劣”，才“受了很大刺激，有点心理变态”。之后，“不然也不至于在首饰店一时动心”，感情盖过了理智，连性命也牺牲了。

对于域外人又批评张爱玲不让女主角学“秋瑾”，张爱玲又以惯常爱用的反问句：“是否主张人物类型化！如中共文艺里一套板的英雄形象？”来响应对方的刻板思维。

自言“最不爱辩论，又写得奇慢”的张爱玲，笔锋处处不留情，直斥域外人指“吃辣”便是“吃血”，吃红色便是吃血，是“穿凿附会，太牵强”了。还幽了对方一默：“吃西红柿也是吃血？”

毕竟，张爱玲笔端暗藏玄机，以借喻方式连消带打，是她的强项，文末，她借“人间副刊”早一天的文章，和域外人一文来个对照和讽刺。该文题为：“极目楚天阔之二：放怀纵览世界文坛”，当中提及：

“……每个作家，各具其特殊的感觉、经验与气质……感觉、人性的经验以及想象力的领域，永远要比政治社会问题的领域，更为辽阔的。……如果他们比较倾向于个人内在的呼唤，那么势必就要招来各种不同形式的误解和排斥——”张爱玲明显借此文以言志，意在言外。

张爱玲虽在初稿文末指“一时感想很多，才写此中号‘短文’，下不为例”。然而，一向心思细虑的张爱玲，初稿才刚寄出，不等宋淇夫妇回函，便又“改写两页补寄去，代替P.1及P.3”，然后又改写第二页，继而又嫌P.4不清楚，如是者，十一天内先后寄出四封修订稿。

鸿雁往来间，张爱玲和宋淇夫妇的情谊日益深厚，张的寥寥数语——“希望这一向你们俩都好”。交浅言深，对深闺寡言的张爱玲来说，已代表了千言万语。宋淇于七六年在《私语张爱玲》中，写到一九五五年送别乘船往美国的张爱玲，张才到了日本中途站，六页长信已寄至宋淇夫妇手中，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现在写至这里也还是泪眼汪汪起来。”如此善感的女孩，怎不叫宋淇夫妇格外怜惜？

宋淇是世界七大《红楼梦》翻译家之一，曾任邵氏制片，妻子邝文美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翻译世界名著，笔名方馨。两人待张爱玲至诚，她来港时，她写成电影剧本、到美国新闻处工作外，又让张爱玲寄住家中。至她返美国后，有关的文稿修订、稿费稿单、出版社联络事宜，都是由宋淇夫妇代为办理，得到张爱玲完全信任。

宋淇阅过《谈“色，戒”》初稿，提醒张爱玲“没有击中对方要害”。“对这种人谈人性、性格、心理根据，等于对牛弹琴。加以现在台湾写文章的人愈来愈多，有些人唯有采取打倒偶像以遂他一旦成名求文坛登龙的志愿。”宋淇还预计文章刊登后，这事情仍会“没完没了”，更建议她补加上两点，最后见诸张爱玲《谈“色，戒”》的修订稿前部分。

宋以朗分析张爱玲当年谦虚请教父亲《谈“色，戒”》一文的心情：“她其实内心有点怕那年代的政治情况，因为台湾等于她唯一的读者市场，她怕文化界的攻击，会影响读者公众对她个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她长期独自生活，不搭理外界事情，她也许觉得自己不熟悉政治，所以请教我父亲。”

因此，经修订后的《谈“色，戒”》一文，明显字体端正了，文章铺排也有所改动，首两段便全盘加进了宋淇给她的观点，以正视听。

“特务工作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等于说是专业中的专业，受训时发现有一点小弱点，就可以被淘汰掉。王佳芝逞一时爱国心的冲动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就干起特工来了，等如是羊毛玩票，业余的特工一不小心，连命都送掉。”末句，张爱玲不忘讽刺对方：“域外人先生看书不够细心，所以根本表错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