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再声明过她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她的稍具"政治倾向性"的作品《秧歌》与《赤地之恋》均非上乘之作，她自己也屡屡表示不以为意。但仔细读来，那些写于刚刚逃离"解放"劫难的文字，不过是她一贯的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的还是哲学的，总未免使人嫌烦"（《烬余录》，四四年），作一次文学上的明确拒绝罢了。这与她在小说走红的当时，便对"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理论关怀"的拒绝是相一致的。张爱玲是一个最不愿意接受"指导"的人，同时又绝对无意为任何党派、人群作代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张视为一个"反共作家"，不管是出于善良的用意还是贬损的目的，都是对张的曲解和低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张爱玲没有政治的触觉，没有时代性的视野，没有大的关怀。她从白流苏、范柳原"精刮"的爱情纠缠里，一下子就敏感到"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了；她在四五年写过一首题为《中国的日夜》的诗，放在《传奇》的最末篇，不长，不妨引于下："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这首诗在当时读来一定是晦涩的，在一片"光明前途"的包围之下，张爱玲对于中国"沉到底"的毁灭预感并没有明言，今天看来，却是清晰无比。

在日伪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忽如一颗文学慧星骤然照亮当时寂寞的文坛，曾引起过左翼文化阵营特别而善意的关注。上引的傅雷文章便是其中之一。傅雷（以及柯灵、夏衍等人）等人出于当时"进步阵营"的道德感与责任感，甚至曾经为张爱玲"设计"过她的文学道路，比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等等（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则一直用一种委婉而决断的方式，对这种"关怀"表示敬谢不敏。今天对照着重读张爱玲回应傅雷批评的那些文字，你不能不承认，年轻的张爱玲在当时对于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与文学的定见上，实在又比苦口婆心劝张写"英雄"、写"悲壮"的傅雷，要深刻、明彻许多，完全是站在另一种人性高度、在另一个话语层次上去思考问题了（客观说来，傅文在左翼文评中，则又算是极难得的温和恳切之作了）。我甚至怀疑：当时"关怀"张的左翼作家们是否读懂了张文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据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看法，认为张的"随笔"不着边际，"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很不礼貌"。实际上，张爱玲这篇《自己的文章》，不但写得礼貌而且大度，是一个成名作家坦诚剖白自己的文学观与人生观的严肃文字。只不过，她对"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认识；她对"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观感；以及她那句关于人性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与当时左翼阵营那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式的高亢调门，实在显得太"不搭调"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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