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立达也赞同成立比目前长江委更高级别的机构。“道理很简单，三峡工程有个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来管，主任是总理，南水北调也是。长江的管理同样也需要这样。”他指出，这已是“多方的共识”。

很自然，长江流域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在《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中也有明确表述。报告强调，长江流域水管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呼唤新型流域综合管理机制和体制，采取流域管理委员会+流域管理局的形式，由流域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和决策流域范围内各项管理事务，其委员应包含中央有关部委、流域内各地方政府代表，相关企业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管理的一切重大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表决的办法来决定，统筹协调流域管理、区域管理和行业管理的矛盾和冲突。

“从长远来看，流域管理委员会宜直属国务院领导。”报告建议，在流域管理委员会下设流域管理局或类似机构，作为管理执行机构。同时，与会代表们还大都认为，应充分利用“长江论坛”这一合作议事平台，围绕流域管理的热点问题和重要议题开展交流和研讨，寻求共识，探讨合作解决流域发展与保护的具体途径，切实完善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机制。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局长刘振胜说：“只有由中央来牵头，沿江各省市参加，才能尽快扭转目前长江管理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多头管理以及互不协调的局面。”

尴尬的流域管理

东经105°08’41—106°28’，北纬27°39’—29°20’。在中国行政地图上，这一地理位置属于四川省泸州市。长江流经泸州，自西向东横贯境内。

这座因产美酒而闻名的城市，近年来受经济发展的刺激，也开始把重化工业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新突破口。由于当地富有煤炭、硫和天然气资源，泸州市把打造“西部化工城”作为最近几年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四大化工园区正在60多公里长的长江沿岸规划建设。按照该市规划目标：力争用5—10年时间，把泸州建成四川省化工产业发展的高地和载体。具体目标是：2005年，四川西部化工城总资产15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到2010年，总资产达到25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

从长江上游到长江下游，类似于泸州“西部化工城”这样的“大手笔”在两岸比比皆是。目前，长江沿岸石化产业布局呈现出中央直属化工企业、地方性化工企业和中外合资化工企业共同“跑马圈地”的新态势。

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21326家化工企业中，位于长江沿岸的有近万家，目前长江流域正在建设或规划的化工园区就有20多个。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把石油、化工等列为主导产业的有8个城市。

同无序的水电开发一样，沿江重化工产业的疯狂发展，更进一步增加了长江的生态负荷与压力，但显然不论是长江水利委员会还是国家环保总局，对此都无能为力。由于权威的综合管理机构缺位，以长江流域为单元的沿江经济和产业发展缺乏整体、统一和科学的规划，沿江各个地方各自为战，重复建设。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流域管理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水资源利用保护和分配问题，还涉及到流域内的经济协调发展、产业整体布局、水电和航运总体规划、各利益方的协调与沟通等难题。

但在玉带般的扬子江上，长江委的职能虽几经变化和加强，但一直没有摆脱“没有委员的委员会”、“只管抗洪防洪的委员会”等尴尬角色。

198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在批准水利部的“三定”方案时，明确指出七大江河流域机构是水利部的派出机构，国家授权其对所在流域行使《水法》赋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部分职责。1994年水利部在批准长委的“三定”方案中更详细地规定：长江水利委员会是水利部在长江流域和西南诸河的派出机构，国家授权其在上述范围内行使水行政管理职能。随后，中央又两次明确流域管理机构代表水利部行使所在流域及授权区域内的水行政主管职责，为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但由于职能设定问题和权限有限，长江委从一开始就在强大的部委和地方诸侯间显得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