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主导的力量是政府。如果政府欢迎你作为一种社会的声音对它给予监督、建议、甚至批评的话，事情就好办一些。但如果政府不接受你监督批评，在法律上又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程序迫使政府必须得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国外有听证制度，中国还只是个雏型。”梁先生说。

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美国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来中国访问，当他介绍代表团里的一个成员时说，他们这个组织正在起诉我们，但代表团组团的时候我还是邀请了他们。“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可能。”梁从诫说，“就算在法律上我们可以起诉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局也不会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什么代表团。就算我们不起诉他，而且这些年跟它配合得也还不错，他还从来没请过我们参加官方的代表团。所以中国的ＮＧＯ的参与程度，和被承认程度，和西方根本不一样。”

“自然之友”所面临的这种环境其实也是中国所有草根ＮＧＯ的共同境遇。

在中国这种现实的条件下，梁从诫也给“自然之友”确定了一个现实的使命：环境教育。到中小学和贫困地区去做环境教育，以及培训各地的老师。“公众，特别是下一代的环境觉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中国的环境状况。”梁说。

倡导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人口从来没今天这么多过，经济规模从来没今天这么大过，人均资源从来没今天这么少过，科学技术力量从来没今天这么强过，人们发财致富的欲望也从来没今天这么强过，这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梁从诫说。

而中国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媒体宣传，都是鼓励消费。最近又再次重申，刺激消费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把握的拉动内需的方法。

也就是说，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遭遇到了更尖锐的冲突。在中国，要找到并掌握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平衡点，很难。

“你要我坐在国家环保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还敢高谈阔论？你把淮河治过来，你把滇池治过来——我可能也没辙。”梁从诫说。

所以他有一天对来访的有时以激进手段进行环保的绿色和平组织的人说，你要体谅中国有13亿人口，每年新增加1000万劳动力。要喂饱13亿张嘴，不是靠游行示威喊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非常现实的国家，而且你做的事情要有助于整个社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表示我多么绿色多么环保多么激进，那是做秀。”梁从诫说，“青山绿水蓝天不是喊口号能喊回来的。”

基于这种认识，“自然之友”提出的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倡导公众过一种适度消费的生活。

梁从诫作为名门之后（梁启超的长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长子），从小就是在父母那种“澹泊、从不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当然，他也如他的同龄人那样在某“五七干校”劳动了9年。家庭的熏陶、个人的经历，以及现在对保护环境的责任感都使他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外出用餐带筷子，名片是废纸做的，一双皮鞋穿了20年还不换，骑自行车（所以在出入政协等处常有被门卫拦住的现象），他甚至自责家里总有一些因年纪大了、发胖了而穿不了的旧衣服，因为“每浪费一样东西都意味着浪费了资源，浪费了能源。而资源消耗的过程中还产生污染，恶化环境”。

在资金来源只靠国际资助机构资助的“自然之友”的办公室里，像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等许多办公用品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沙发是捡来的，椅子套是会员自己在家缝好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