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长江源生态环境综合考察队从深圳顺利成行，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96年5月27日，取名为索南达杰的自然保护站在可可西里也正式奠基。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大半年过去了，建站的资金始终还没有着落，这让杨欣焦急不已。是继续努力，还是就此放弃？正当杨欣一筹莫展时，一位朋友的话启发了他：“你有6次长江源探险的经历，为何不把它们写成一本书，再用书义卖的钱去建保护站？”

1997年夏天，对写作并不在行的杨欣，硬是在酷暑中完成了《长江魂————一个探险家的长江源头日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杨欣这样写道：“当你拥有这本书的同时，你已经为长江源的生态环境保护献上了一份爱心，本书的销售及义卖收入将全部用于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的建设。”

书籍义卖的收入还是有限的，无奈之下，杨欣又用这本书做抵押，在深圳借资购置了与南极站同质的轻钢结构活动房。“现在，保护站已经成了可可西里标志性的建筑了，你可能不相信，所有的大小工程，都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动手完成的。”杨欣动情地说，在高海拔冻土带上建房子，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外援，12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硬是用最简陋的工具和仪器，完成了一期工程建设，让可可西里无人区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那一刻，12个胡子拉碴的汉子都掉泪了。”杨欣说。

提出科学建议 为保护生态贡献力量

“每年我们公开招募的志愿者不超过40人。最多的一年，光报名的人数就超过1万人。”杨欣告诉记者，自2000年9月，“绿色江河”组织面向全国发布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后，办公室里的电话就没有停过，甚至还有人找到杨欣“说情”，希望推荐的人选可以成为志愿者。

“我们的志愿者绝不是到高原上捡捡垃圾这么简单。生态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求志愿者在身体素质上达到要求，我们对他的专业技能也有所考虑。”在“绿色江河”志愿者的队伍里，有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科研人员，有无线电工程师，有报刊杂志的媒体记者，还有国内顶尖的高山病临床医生等等。

就在“绿色江河”志愿者项目全面启动的同一年，青藏铁路宣布动工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最大的工程之一，青藏铁路尽管在设计和建设上已充分考虑到了环保问题。

从2001年1月1日起，杨欣和“绿色江河”志愿者在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沿线开展了“藏羚羊种群数量调查及迁徙保护”、“青藏铁路沿线垃圾情况调查”、“长江源生态人类学调查”等实地调研活动。

经过3年的调查，2004年3月，“绿色江河”正式向国家环保局递交了《关于藏羚羊迁徙期间在青藏公路上进行临时性通道试验的报告》。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长江源区藏羚羊在青藏铁路建设各阶段的迁徙规律，并建设性地提出一套协助藏羚羊连续跨越公路、铁路的方案和措施。4个月后，在青藏公路2998公里处，中国第一组为野生动物设置的红绿灯架设成功。第二天，国外一家通讯社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不仅仅只是为藏羚羊提供了一个安全迁徙的通道，同时表明了中国政府在野生动物保护和青藏铁路建设中环保先行的积极态度。”

由于数据真实、科学，“绿色江河”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得到了青藏铁路总指挥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等部门的重视与采纳。国家环保总局还专门给“绿色江河”发函，感谢“绿色江河”为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所做的贡献。杨欣及“绿色江河”对青藏铁路环保措施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被誉为“民间智慧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典范”。

“这些报告的背后，是139次调查和1400多个翔实数据，这是近百名志愿者一点一点调查出来的，这正是我们志愿者在可可西里所做的贡献。”杨欣说。

2005年，杨欣和“绿色江河”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冰川的退缩”————“我们要在冰川前沿每年立一个碑，让大家看到长江源的冰川是怎么退缩的，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问题。”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晚，记者邀请杨欣一起吃晚饭，杨欣婉言谢绝了。他说明天要赶回成都————那里是“绿色江河”总部所在地，为了赶时间，他已与一位志愿者约好晚上谈谈明年的工作。记者没有执意留他，茫茫暮色中，杨欣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人流中。这一刻，记者突然想起了杨欣常说的那句话：“长江源保护就像一条射线，永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