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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述司马迁，却要改变一下他的身份，让他作为文学家出现。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有可能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吗？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的母本，是否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之一？它在文学上对后代的启示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重大，牵涉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特殊本性，和我们每个人有关，不能不进行一番讨论。
余秋雨：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时间，我们今天还是要说司马迁。在中国不读《史记》是可惜了，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最好的母本，我们可以说它既是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之一。
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司马迁论稿》，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叫聂石樵的先生所写的。我刚翻到序言就很高兴了，在序言里边他这样讲：中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是《史记》，他会捕捉一个个形象，捕捉形象的时候会进入故事阶段，故事有的时候太像话本小说了，这个时候他就要控制自己，自己永远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着，有表情的叙述着；但是他一定不会真的让它变成一个话本，他在那里控制着，拒绝一切读者对于起承转合的情节性的期待，他绝不眉飞色舞地来讲故事；他也评论，但是这个评论点到为止，他只是在唇齿间的一点小小的表情牵动，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站在云端上的评论家，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个是出于他对历史的一份敬重。这是司马迁《史记》文学性的一个最高的切入点。
今天我需要和我们今天现实连在一起，说一说司马迁所用的一种朴素的叙事风格。当时司马迁身边充斥着辞赋之风，辞赋也有很多很好的篇章，但总的说来是铺张，铺张到奢侈的地步，而且最喜好讲究音节对偶。司马迁突然觉得自己要用最朴素的、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的一种简单叙事方式，而且句子也不要搞的那么整齐，所以得到了个《史记》这样的语言风格。司马迁告诉我们质朴叙事是对文学性的最本质地深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听听你们的回应。
同学：其实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也不是说没有骈句，但是重要的是你这个对仗是否能够裹挟着一种风度和素养，如果是有风度和素养的那就是好的，但是一定要受到控制了。《史记》里边有一段四字句全押韵的，后来所有的学者说这是后人掺进去的，到现在为止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人会有异议，因为大家知道司马迁不会傻到这种程度，用四字句，每个字都押韵的。
大学生辩论赛从1986年开始，到1993年复旦大学夺冠的时候炒的最热，到今天越走越差，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生们说话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只有一个个铺张的排比，而没有任何一个具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觉得这可能是写作腔或者演讲腔造成的。
余秋雨：我觉得你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不善于集体演讲的民族，没有适应公开场合讲话的这种胆怯就演变成了一个成品化的套路。第二个原因是文化程度的低落，这种表面上文化程度的高扬，其实就是文化程度的低落。我在农村的时候，胸前别三支钢笔的人，一定刚刚在学字，还没有扫盲，当他被扫盲之后，钢笔就不别在这儿了。当所有的词语都在堆积的时候，大体证明他没有文化自信。一定要想想司马迁。
用最质朴的方式来描述一件事、一个人、一个过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人格结构都会变化，因为文字是人格的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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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罗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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