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将台湾、金门等地军事地图、军队布署等机密情况上交中共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任何一种台湾历史叙述中无法不触及的领域，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虽被后来的镇压者屡次定性为“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作为组织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从头到尾采取了静观其变的姿态，没有积极参与。对于这种做法，一种评价认为是保存实力，为更重要的人民解放事业蓄积力量，一种则认为是丧失良机，应变不力。然而，党员谢雪红、张志忠投入并领导了群众抗争，两人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举世瞩目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乾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此后，李登辉提出退党，后来又有反复。这是一段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据当年的台湾地下党人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乾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被检查之际，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局面危急万分。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在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乾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是类似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他为党的工作需要，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一带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余则成是一个艺术形象，综合了当年许多真实人物的特点。如果要在现实中找到一个最贴切的原型，许多人会想到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国民党内谋求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在内战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与其单线联系。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或设法保存在大陆。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的决心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避免嫌疑，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予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乾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布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有的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呀”，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