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月17日，为了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一事，王军在北京市政协那儿“咆哮”了一通（他是市政协的一名特邀委员）——“我说文物部门要做好本职工作，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你守土有责任，做和不做是你们的事，领导接受不接受是领导的事，你别越俎代庖到这种程度”。

本月初，王军得知位于北总布胡同24号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正处于拆迁之中，到现场见到的情形是“门楼、西厢房已被拆毁，正房、倒座房尚存”，为此他一连写了四篇博客，呼吁留下这座正遭毁弃的梁林故居。

有人在他的博客留言说，都已经拆成这样了，还保它干嘛。王军的回答是，正因为拆成这样了，更需要保护。“林徽因留下了图，我们可以按图修复，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态度”。那张图纸是林徽因向费正清夫人费慰梅介绍自家生活情况时画下的，至今留存完好。

王军说，那本是一处带垂花门的精美四合院，垂花门于“文革”期间被拆，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在那儿插建了一幢小住宅楼。从1930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搬到这儿，到七七事变后不得不举家南迁，七年中他们一次次从这个院子出发，前往各地寻找中国建筑的瑰宝，其中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敞肩桥——河北赵县的隋代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中国现存最伟大的唐代建筑——山西五台的佛光寺”。这儿还是闻名一时的北京文人们时常出没的“太太客厅”，一墙之隔住着被称为“逐林而居”的哲学家金岳霖。

这个院子王军来过很多次。2002年他陪一位法国艺术家来参观，法国人知道梁林的故事，“一看到院子破破烂烂的，他就哭了”。他在旁边心有戚戚。他从1993年就开始为写《梁思成传》搜集资料，传记没写成，倒写出了一部《城记》。

王军说，“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中国现代文物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他们的故居却从未被列入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拆迁已经叫停，“规划委已经算是不错了，还给叫停了，正在研究怎么保护，但文物部门还在袖手旁观，甚至还有文保官员试图否定这处故居的保存价值”。好脾气的王军忍不住一再怒斥文物部门多年来的不作为。

7月29日，王军收到北京市文物局的传真和邮件:梁林故居已获保留。

二

1991年，王军从人大新闻系毕业进入新华社工作时，他对胡同和四合院的认识尚处于不以为然的阶段。当单位司机把他拉到菊儿胡同里的新华社宿舍楼，他很不屑“这种破地方”。

“其实大学毕业之后我想做教育报道，但是新华社分配我搞城市建设。正好北京老修立交桥，我就写了很多立交桥的报道，二环路变成全立交，三环路变成全立交了，觉得这怎么怎么好，真是蛮荒唐的。”他说。

不久后他在宿舍楼下见到一个特别精美的汉白玉门墩，他大为好奇，别人告诉他说这儿以前是荣禄府，整个荣府占了菊儿胡同的一半，中间有花园，西边立着洋楼，东边则是四合院。“我们新华社把荣禄的花园给拆了，盖了两栋单元楼。”

这些来历典故让他第一次对北京的胡同有了概念。“我觉得这个城市的魅力就在于，这些人是住在那些地方的，都能找到他们的院子。所以我就去找，一下子对这个城市的感觉不一样了。”他很快找到了西城区八道湾十一号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在那儿鲁迅写下《阿Q正传》，周作人住了大半辈子。后来周家大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

王军说他去过的最好的四合院在孟端胡同，先前是清代镇国公载卓府。“它没有变成大杂院，大热的天一走进去就觉得凉嗖嗖的，居民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不用空调，因为树木枝叶茂密，如同遮阳伞，太阳晒不透。到了冬天需要阳光时，树叶都落下来了。”2004年，这个院子也被拆掉了。

他耗十年之力写下《城记》，解答了 “当年北京城是怎么被拆掉的”这一大难题。“写作的过程就像破案一样，有很大的乐趣”，但快乐中又掺杂着极深的痛苦，“你又很难去超拔地来看北京的这些事情，那种心痛是很真实的，我希望自己做到一个像外星人那样来看地球上城市的状态，但对北京城很难做到”。

最近出版的《采访本上的城市》，回答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是以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的”。

“我跟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已经看到我生命的尽头了，人最后就是死掉。我说在死之前还有几本书要写出来，所以我能够拒绝很多事情，我一定要把这几本书写出来。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本。”王军说。

三

《梁思成传》是王军的心病，“今年一定动手，很多档案还没看完，一定要看完才写”。他到北京市档案馆抄了五年有关梁思成的档案。

“做这种工作，越做胆子越小，越做越自卑。档案馆里我想看的与北京城市建设相关的档案就有好几万卷，想起这个数字我就快崩溃了，我这辈子都看不过来啊。你敢说王军的工作能保持什么样的质量呢，我不会觉得《城记》多好，何况还有更多的档案你看不到。所以要老老实实做研究。”

在档案馆他得知一位法国汉学家的故事，对方研究的题目是“中国某个村落地契中的财产权状况”，“他想知道在中国古代土地私有的状况之下，为什么还会搞那么多水利灌溉工程”。王军觉得这个选题非常有价值，“它解释了公权和私权在中国古代是怎么发生关系的”，“今天的公权和私权的关系——比如拆迁这种事——有多少人去认真地研究呢？吴敬琏说要征拆迁户的资本利得税，江平说钉子户凭什么呀，就你不走。可他们为什么不说说，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凭什么就能够进行强制性拆迁呢？”

他喜欢身体力行者，如杨东平。“永远不要说法律骗人，我们要把它变成真的，”对文物保护也是如此，“不要老说保护规划是骗人的，我很反感这个，我们应该一步一步把它变成真的。”

他又赶紧声明，“我觉得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工作是第二位的，”怕别人不相信似的，“真的，我这人从小就喜欢玩，吃喝玩乐是我最喜欢的。有一次我们班同学聚会，女同学说我变了，说我在大学时又画画，又弹吉他，唱歌什么的，哪像现在，坐板凳，做学问。其实冷板凳上也有乐趣啊。”

《城记》刚写完那天，王军跟太太去喝酒庆祝，在餐厅碰到大学同学老六（张立宪）。“他说怎么样？我说写完了，太高兴了。我就把电脑打开给他炫耀了一下，他就醋意大发，接着我们又跑到酒吧去喝通宵酒，在车上老六就在后排开始发作，说你该喝的酒也喝了，该玩的也玩了，你还把书写出来了。”王军眉飞色舞地拿老同学开涮了一把。

他说他真不愿意老出来呼吁什么的，不希望成为公众人物，“我想在边上待着，提问题。”他觉得父母给自己取的名字特别好，某一天王军从快递员王军手里接过一份快递，打开后，是另一位王军写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