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个大郊区，……大家都在追求道路的宽度，这些宽马路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只是快速通过。这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为什么伦敦有着300万至400万辆机动车，比北京还多，却不像北京那样堵呢？”作为一个记者，王军对城市建设和城市、人、生活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理解。2008年，继5年前《城记》一书出版之后，他的第二部作品《采访本上的城市》出版，关注的是“中国当代城市的游戏规则”。

记录城市

在三联书店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王军这样定义城市：那些真正伟大的城市，是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他告诉记者，这也是他写《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一个个巨大的疑问鼓动着我撒开脚丫子，《采访本上的城市》就是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基本上是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它包含了近十年来我对城市现象的反思。”在书的前言里面，他这样描述。

《采访本上的城市》采用了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分为“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老北京”、“老南京”七章。书中，王军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王军对这些争论也作了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著名建筑师。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当我家门口的人行道被拆掉，只允许我摆下一只脚，当我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在城市里行走的天性，我对我们所奉行的规划理论产生了怀疑。城市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我的孩子要认识城市首先要站在街道上，可是他发现没有立脚的地方，他对城市是什么样的印象？”王军说，2003年《城记》出版之后，他每天做梦梦见南小街在拆，很痛苦。书写完之后，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才从很抑郁的心境中走出来。

儒雅、随和的王军非常健谈，在三联书店的咖啡间，一谈起城市的问题，话锋就有些停不住。

城市与人的和谐之道

《财经时报》：在书里，你提到了宽马路和窄马路的问题，能否谈一谈，作为城市最基本的元素之一的马路，在城市中的地位和它所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王军：步行是人的本能，逛街是人类古老的娱乐方式。我在美国洛杉矶逛街的时候，都舍不得坐汽车了，因为那里的街逛起来太有趣了。现在的北京更像一个大郊区，汽车从街上呼啸而过，和这条街不发生任何关系。就像元大都，原来是一个古老的街道，现在它被规划成为一个干道。道路工程师设计的道路规范是设计郊区的，主干道、辅路，人能走的路只有小区里面的路，路两边不允许练摊，主干道两侧不得有公共建筑的出入口，毁灭了城市的分享度。

一个人逛街希望两边不断有故事吸引他，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但是现在一点悬念也没有，一下就看到头了。我们的城市需要有街可以逛，大家可以在街上约会，而现在这一切都被毁掉。但是我们还要买东西，于是就到金源燕莎这种购物中心，由此产生大量对汽车的消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财经时报》：你提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住宅的衰败，这种衰败体现哪里？

王军： 1952年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北京城区危险房屋仅为城区旧有房屋的4.9％，而到1990年已占总量的50％左右。解放初期，在经历了战乱与经济萧条的北京，基本仍能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而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建设时期，危房却越来越多？这绝非“年久失修”、“人口膨胀”能解释的。说到底，是在产权与市场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

我提到过烟袋斜街，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政府发了一个文，把它列为保护区，政府一分钱没花，那条街道就自己发展成了这样子。

城市与建筑之间

《财经时报》：除了城市，你最近关注的是什么？

王军：我一直在关注可负担住宅的事情。今年美国建筑博物馆、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三个机构邀请我去演讲。在康奈尔大学演讲的时候，大家在讨论可负担住宅的建设，我就说，二战以后经济学发展有几个东西是非常打动我的，其中一个就是可负担住宅。

他们把可负担住宅设计成一种优质的金融产品。比如英国，二战之后很多住宅被炸毁了，二战之后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需要参与全球工业化，需要进入城市，但是他们没有钱买房子，没有信用贷款。

当时的英国政府提供信用，把银行的钱借贷出来。变成可负担住宅，让这些廉价劳动力去租用，走了一条先租后买的道路。住了一定时间，后来以市场价的60％卖给他们，那时候他们已经有钱了，已经有购买力了，也愿意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