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因《城记》而为人所熟悉，《城记》也让王军的生活更加忙碌，《采访本上的城市》或许是一个阶段总结，总结这段时间的忙碌成果，或许是另外一种角度的思考，他将思考的内容奉上。喜欢《城记》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将“采访本”抱回家，看着一个用笔守护这座城的人的思想。

■对话

竞报：为什么您特别关注北京城的变迁呢？

王军：我是在1991年大学毕业时参加工作的，这十多年的时间恰恰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就到新华社来写北京的建筑，我住的那个胡同，我住的那个房子，居然是把荣禄的花园给拆掉后，盖了这么一个住宅楼。我突然就发现我脚下这块大地和我从小受的那种教育，教科书里写的那些故事发生了联系。

竞报：您为何先后花了10年时间研究北京？

王军：对于我个人能力来说，我这个时间是没法压缩的，因为我觉得我要走进去，我要有思考，我还要和现实来碰撞。

竞报：这10年来，恰好是北京变化最大的10年，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王军：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有一句话，他说这些建筑决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曾经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后代，除非我们把它摧毁，或使它变成假货。我们没有权力任意地处置它，我们只是后人的托管者。所以有时候我也想，我们这一代托管人要尽职，我觉得这是个道德问题。

竞报：与《城记》相比，您的新著《采访本上的城市》风格有所不同。

王军：它既不像报告文学，又不像学术著作。不像报告文学，是因为它有那么多注脚；不像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有那么多故事。我对朋友说，如果非要归类，那《城记》就算是一部长篇报道吧，如套用西方的说法，那就是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

竞报：《采访本上的城市》是《城记》的一种延续吗？

王军：《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采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城记》出版之后，我有两大心愿，一是完成《梁思成传》的写作，二是从财产权与公共政策演变的角度，来探解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北京的危房问题:为什么一个城市在和平发展与经济增长时期，它的细胞——住宅——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是人类城市史上罕见的现象，很值得研究。

竞报：您如何理解大面积危房的出现？

王军：1950年的时候，北京的危房只有5％，到了1990年的时候变成了50％。所以我经常拿这个数据来问那些区政府的，认为一定要把这些房子拆掉的那些干部。我就问他们，请问哪个皇帝抓过危改工程，哪个皇帝抓过？

竞报：为什么？

王军：说到底，就是以前它的这个住宅的产权是清楚的，它在市场是流通的，流水不腐嘛，后来不断地、不断地充公，有很多大量的合法的私房经历了运动，产权也被搞得不清楚了，名义上是别人的，实际上使用的不是别人等等，就搞得没有人能够来修缮它，没有人愿意来爱护它。

竞报：您的著作《城记》中，记录了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曾经的规划，今天看来，他们的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王军：梁思成逝世前在病榻上讲的那句话:“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今天的现实无一不被梁思成言中，虽然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竞报：您的新书的名字叫《采访本上的城市》，您希望通过这个题目表达什么？

王军：我手捧采访本踏访一个又一个城市，写下一篇又一篇报道。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我完成了《采访本上的城市》，取这样的书名，是因为它代表了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拿着采访本到城市里去。这本书使压在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它只想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成为或者不成为一个城市？取这样的书名，只因为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本是神圣的，我要给自己打打气。 （竞报记者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