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凤凰周刊》2009年第21期总第334期 作者：郑东阳）

“看！游行的队伍抬着毛主席、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还抬着毛主席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画像，还抬着世界劳动人民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

游行的队伍还怀着无限感激之情，抬着他们最敬爱的苏联人民的领袖和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的画像。

这是1953年国庆群众游行的“画像”方阵。即便是在那个没有电视直播的年代，收音机前的中国听众也十分熟悉这些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

自中共建政以来，北京共举行了13次阅兵，但是国庆群众游行活动却举行了24次。1960年到1970年，没有阅兵，但是每年国庆节都举行一次游行。

如果说大阅兵是北京向世界展示力量的舞台，群众游行则是展示建设成就、时代主题的舞台，无论是游行群众打出的领袖画像还是标语，或者各省市的彩车……这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意识形态演进史。

向无私的苏联人民致敬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毛泽东像，广场南面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是孙中山的画像，面对天安门的两侧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

1950年代的国庆大典，得益于宽广的长安街和面积巨大的广场，场景布置和群众游行的气势可以说得上“绝无仅有”。而这种布景也形成了惯例，直到1984年大阅兵也一直在沿用——除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外，孙中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布局在南、东、西三侧。

而群众游行时，仪仗队抬着巨大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色字标，高举600面旗帜，第一个走过天安门广场。

接着是“伟人像”，伟人像也是按照严格的顺序出场的。首先出场的是毛泽东、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接着是“毛主席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画像。其次是“世界劳动人民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的群众游行中，毛主席多了一个“亲密的战友”，群众还抬着陈云的画像。

当然，他们还会欢呼中苏两国伟大的友谊，首都人民会向“无私地援助中国人民进行建设的苏联人民”致敬，因此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的画像也必不可少。

而且这些苏联领袖们的画像也是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列的，“叛徒”贝利亚的画像从1953年开始消失在游行队伍中。1953年，摆放的顺序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仅过一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顺序发生变化，游行队伍的头像顺序也跟着变化，变成“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

当赫鲁晓夫1959年出现在天安门和毛泽东一起检阅群众时，他看到了斯大林的头像，即便是在3年前，他的“秘密报告”已经宣告斯大林在苏联已经永远走进坟墓，但是他的中国朋友依然没有买账。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除列宁和斯大林外，这些“苏修分子”的画像当然也不可能再出现。

“苏联人”经过天安门后，金日成、胡志明、贝鲁特、萨波托斯基、皮克、乔治乌—德治、拉科西、契尔文科夫、霍查、泽登巴尔、德田球一、多列士、陶里亚蒂、福斯特、波立特、伊巴露丽、普列斯特斯等“各国人民领袖”的画像依次出现。

整个“伟人像”队伍就像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聚会。

除“伟人像”外，广场上的标语塔和游行群众标语牌除向这些“伟人们”致敬外，还反映着中国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两座具有民族风格的标语塔，分列在天安门的左右。而这两座标语塔上的文字内容由北京市委宣传部拟定，最终由周恩来拍案。

曾负责标语塔设计的已退休高级工程师孙维绚回忆，有一年国庆，周恩来忙到28日下午才有时间听汇报。等周恩来批示完，孙维绚等才匆忙赶往美术公司做标语，等孙从美术公司回到广场，标语塔已经基本架好，守候在广场的2000名工人因为周一句“相信首都的工人阶级”，像“孙猴”一样往上蹦，供电局的局长和书记带队拧灯泡。

30日晚上，周恩来在城楼上验收标语塔。最后，周提了一个建议：标语塔上能不能有一个火炬那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个建议，孙维绚等人苦思了许久。最后，她们用很轻的红绸子固定在标语塔上方，下面用吹风机吹，加上灯光的配合，火炬出来了。